接下来几天，他们又跑了好几处。肯辛顿和切尔西之间那些狭长的地块，一块一块地看过去。
有的地上还种着半死不活的麦子，土质不算好，黏土层厚，种庄稼费劲，可建房子没问题。
有的挨着泰晤士河的小支流，岸边生了芦苇，枯黄的杆子在风里摇来摇去。还有一片靠着一条快要废弃的马车道，路基垫得很高，两边全是野生的接骨木丛。
巴纳德律师陪着他们跑了好几趟。他穿着一件深色的旧大衣，领口别着一枚银质的胸针，手里那只皮包鼓鼓囊囊的，塞满了地契抄本和市政厅的规划记录。
每站在一块地旁边，他都能从那堆纸里抽出对应的那一份来。
“这块地，上面那片牧场是三年前圈过来的，地契干净，没有抵押，没有纠纷。”他翻过一页，“旁边那一片，原来是教区的地，前年拍卖过，现在的业主是个退休了的船主。他要价偏高，可地段好——离正在修的铁路线只有一英里。”
他把文件塞回皮包里，推了推眼镜，“班纳特小姐，您这次买的这些地，加在一起算下来，比您几年前在切尔西的那些菜地划算多了。”
加德纳舅舅最后又去了帕丁顿北边那片仓库区。这里比肯辛顿那边更荒僻，路面坑坑洼洼的，积着不知道存了多久的泥水。
几个旧仓库是砖木结构的，有的屋顶塌了一半，露出了里面黑黢黢的梁木。墙角堆着些废铁和烂木头。
有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看见他们，抬起头。加德纳舅舅认出了他——是原来在这里做工的搬运工。
两人聊了几句，老人说这片仓库空了快两年了，原来的东家赔了本，早就不知去向了。
加德纳舅舅把伞杵在地上，看着这片废墟。“这些破仓库，拆了重建要费不少钱。可位置实在好。码头就在旁边，将来要是铁路也修过来——那就不是仓库了。”
玛丽站在他旁边，看着那些塌了的屋顶和那些在风里吱呀作响的旧木门。她脑子里浮现出来的，不是仓库，不是码头，是蒸汽火车冒着白烟缓缓驶进站台的画面。
这地方离正在修的铁路线确实不远。
她知道有些历史，在这个世界里还没有发生。帕丁顿火车站，将会成为伦敦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
那些从西边来的列车，那些从乡村涌进城里的人，都会从这里开始他们的伦敦生活。
她不知道那个火车站会建在这片空地的那一侧，可她觉得，只要离得够近，就够了。
“买。”她说。加德纳舅舅没有问为什么，掏出笔记本，在上面又添了一笔。
购买土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玛丽还有几位太太那里，不过倒是没有人多说什么。
直到一位记者在茶会闲聊时问起玛丽买了多少亩地，玛丽想了想，说接近一千英亩吧，那记者倒吸一口气说怕不是伦敦西边已经被她收入囊中了。
没过几天，报纸的财经版上便出现了这位记者的文章。伦敦的报馆正愁没有新鲜话题可写。
经济危机还在继续，铁路建设的消息已经登了好几个月，读者需要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玛丽·班纳特在伦敦西区大举购置土地的消息，像一颗恰好掉进干燥柴堆里的火星，没几天就燃遍了大小报纸。
《纪事晨报》的标题写得最克制——《女作家持续购入西区土地》。文章列了她最近几次购地记录的面积和大致位置，措辞还算谨慎，只在末尾提了一句“据知情人士估算，班纳特小姐在伦敦西部持有的土地已相当可观”。
可同样是这篇文章，被《先驱报》转载的时候换了一个标题——《从稿纸到地契：玛丽·班纳特的土地帝国》。
文章添油加醋把她当年在切尔西买下的菜地、如今已经用于学校和住宅的富勒姆地块、还有这一次在帕丁顿和肯辛顿新入手的大片空地，全部加在一起，算出了一个被夸大了好几倍的总数。
“班纳特小姐已经从一位畅销小说家，悄然转变为伦敦西区最具实力的女性土地持有者之一。”记者这样写道，“在大多数投资者还在股市废墟上哀叹的时候，这位年轻女士却将她的财富稳稳地种进了泥土里。”
《泰晤士报》的财经评论员则用一种更审慎的口吻分析了她这次购地的时机选择。
“经济危机导致地价大幅下跌，银行利率高企令大多数买家望而却步。此时以低价购入优质地块，待市面恢复后再行开发或转售，这一策略需要极高的现金储备和坚定的判断力。班纳特小姐显然同时具备这两样东西。”
可真正让这则新闻在街头巷尾传开的，是那些以漫画和讽刺专栏见长的小报。
有一家画了一幅漫画：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一大片田野中央，手里摊开一张伦敦地图，地图上西边的区域全被她用羽毛笔画了圈。她脚边放着墨水瓶和稿纸，身后的田野里插满了写着“已售”字样的木牌，一直延伸到画面尽头看不见的地方。
画下面的标题只有一行字——“从作家到大地主”。另一家小报在八卦版里干脆用了这样一句话开头：“看来班纳特小姐不仅用笔征服了读者，还用土地征服了伦敦西区。”
巴纳德律师是在隔天早上带着一份清单登门的。
那份清单列了泰晤士河沿岸六家造船厂。他用了一整个晚上把它们按财务状况、订单量、船坞规模和管理水平排了序，写满好几页纸。
最好的三家标了星号，最差的两家划了横线，建议不予考虑。
此刻他坐在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的客厅里，把那份清单递给玛丽，然后端起埃莉诺刚送来的茶喝了一口。
加德纳舅舅坐在他对面，也拿着同样的一份，眉头微微皱着，一页一页往下翻。
他们先去了东印度码头附近的一家老船厂。厂主是个六十来岁的苏格兰人，说话慢条斯理，领着他们在船坞边走了一圈。
龙骨墩上架着两艘造了一半的商船，工人们倒也按部就班地干着活。可玛丽注意到铆钉散乱地堆在露天的木箱里，已经锈了一层。
几个学徒坐在船肋下打牌，看见厂主领着人过来，才把牌往屁股底下一塞，站起来假装在干活。
账房里翻出来的订单记录也零零碎碎，去年接了四艘船，只交付了两艘，另外两艘还在船坞里搁着——不是因为缺料，是因为缺人。
第二家更糟。船坞入口堆着废木料和烂绳索，一只瘦猫蹲在上面舔爪子。加德纳舅舅还没走进去就摇了摇头。
巴纳德律师甚至没有把这家放进他推荐的名单里，只是觉得应该让玛丽亲眼看看，什么样的船厂不值得投钱。
他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闻着那股从船坞深处飘上来的烂泥和铁锈混在一起的腥气，转身走了。
直到马车驶过伦敦桥，在泰晤士河南岸一家不起眼的船厂门口停下来，玛丽才有了些不一样的看法。
这家船厂不大，没有前两家那样的气派门面。可船坞收拾得干干净净，龙骨墩上架着的铁肋船已经初具轮廓。
工棚里传出的不是牌桌上那种嬉笑，而是铆锤敲在铁板上的闷响——有节奏的，每一下都沉甸甸的。
空气里有烧煤和铁锈的气味，还有新锯开的木头那种淡淡的、干净的香气。
一个年轻工人推着满车铁板从他们面前过，看见厂主领人来了，点点头，没有说话，继续走自己的路。
厂主姓哈蒙德，四十出头，穿着一件沾了油渍的旧外套，袖子挽到手肘。他说话的语速很快，像是一个人脑子里转的东西太多，嘴巴不得不追着脑子跑。
“现在蒸汽机都是从伯明翰运来的，装在木船上，这您知道。”他领着他们走进工棚，指着一台正在组装的铁肋，“可木头船到了百吨往上，龙骨承不住蒸汽机的震动。开了几年，龙骨一裂，整艘船就废了。所以得用铁。您看这个——”
他走到工棚深处一张堆满图纸的桌前，从一堆纸底下抽出几张被橡皮擦得起了毛的设计稿，铺在桌上。“铁肋，铁壳，蒸汽机直接装在船腹，动力传到两侧明轮。这是我从格拉斯哥弄来的图，改了不少地方。”
他说话的时候不看人。眼睛要么盯着图纸，要么盯着船坞里正在成型的铁肋。
可他说到“铁壳”那两个字的时候，语速忽然慢了下来，像是这两个字太重，不能随随便便地丢出去。
加德纳舅舅站在旁边，低头看着那些图纸，眉头拧着，想问什么又没开口。倒是巴纳德律师从口袋里掏出他那本随身携带的记事簿，翻到一页记着密密麻麻数字的纸，凑到加德纳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大概是关于这家船厂的负债情况。加德纳舅舅听着，眉头拧得更深了。
可玛丽的反应不一样。她没有看那些数字，也没有看那些图纸。她看着那个正在组装铁肋的年轻工人，看着他沾满油污的手套，看着他每一次挥锤都落在同一个节奏上。
那节奏和街上那些敲石头的路工不一样，和码头上那些扛包的搬运工也不一样。它是有脑子的。有人在教，有人在学，有人把做的事当成一回事。
“您的蒸汽机，要如何驱动船只航行？”她忽然问。
哈蒙德先生正弯腰捡一张被风吹到地上的图纸，听见这话，直起身来看了她一眼。
那一眼是斜的，眉头微微皱着，嘴唇动了动，像是把一句已经到了嘴边的“你问这干什么”咽了回去。他大概在想：这些有钱人，看了几张图纸就想装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