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率先发展的东部沿海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推进必然意味着以道路、环境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以学校、医院为重点的公建配套建设，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这样急剧增加的投入强度面前，传统的地方财政收入已是杯水车薪，
“滚动开发、区域平衡”的发展理念开始形成并成为主导，这种开发模式第一步是由政府主导，在规划建设区域先建成完善路网和学校、医院、公园等配套，以好环境提升土地价格，投入所需资金通过银行融资解决，第二步是土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回收资金还贷和作后续开发，第三步是配套业态植入和后续的城市运营。
在这种模式下，一批批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化新城应运而生，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成为地方城市化的发动机，被称为
“第二财政”。也正是在这种模式下，土地资源变得无比金贵，一个地方的发展是不是能做到全面统筹就显得无比重要。
当社会主要矛盾还处在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时代，在经济增长考核指挥棒下，一些地方领导对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事关长远的社会事业重视不够，经济增长与资源保护矛盾开始凸显。
古文区有处古文大遗址，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文区便得名于此。
古文大遗址属史前大型遗存，面积达二十多平方公里，在遗产价值被认识以前，曾经一度盗挖猖獗，农活时挖出文物带回家，文物贩子闻风跟进。
遇有据说很值钱的宝贝又不肯出手的，贩子就各种方式将人骗出家门，各种威逼利诱。
据说有人挖出了玉管不肯卖，被骗出家门骗到溪边，浸了几次水才透露玉管藏在家中竹椅的毛竹节内。
做到极致的，申请个建房地基，围了工地挖文物。古文区政府着力打击了几年，派了文物工作者和便衣民警假扮文物贩子，见了文物即予没收，又开了几次公审大会，才将文物盗挖贩卖势头压制下去，此前私藏的文物大多主动交出，少数不愿交出的也不敢再出手。
但新的危机又出现，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周边村镇向大遗址扩张之势加剧，由于缺乏一个科学的遗址保护规划，文物法的原则性规定已不能完全支撑古文遗址的保护，鉴于此，古文区政府加快推进古文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国家主管部门对这个大遗址也高度重视，派专人指导，并指定规划编制工作由国内具有丰富大遗址规划工作经验的一家单位承担。
上级文物主管部门与古文区政府目标一致，照理应是同向同力，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实则矛盾不断。
按照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要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用于保护文物本体，不能建设与文物保护无关的设施，建设控制地带则顾名思义，要对建设高度、强度进行控制，不能影响文物的生存环境和视线走廊，划入这两个圈层的所有建设项目，都要报相应层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这就意味着古文遗址的保护规划一旦施行后，今后在保护规划范围内的一举一动，都要经过国家级主管部门批准，而这个遗址范围内还存在着十几个村庄，几万人口，老百姓建个房子都要报国家级部门审批，万一需要沟通汇报怎么办？
每次都跑北京？基层干部想想就头大了。对于古文遗址的保护范围划定，由于涉及遗址本体的保护，地方政府与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之间并没有太大分歧，到外围划定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时，双方就
“保护第一”还是
“发展第一”发生了激烈冲突。古文区希望建设控制地带范围能小则小，控制要求要充分考虑发展需求和城市形象，尤其是对建筑物的控高尽量放大，文物部门则从控制文物环境安全和视线走廊的角度，提出了与区政府差异很大的方案，后者在规划编制进程中对规划编制单位起到了主导作用。
古文区委区政府多次专题研究后，决定坚持
“该保的死保，能用的放开”。双方多轮交锋，后来几乎到了逢会必吵的地步。
作为古文区文物主管部门的区文化局，夹在中间处于两难境地，一头是业务和上级主管部门，管着项目、经费、考核和涉文物审批，一头是直接的顶头上司，管着更直接的帽子和经费，眼看两年过去，达成一致意见的希望渺茫，区文化局内部一商量，决定兵行险着，推动保护规划专家评审，一旦评审通过，不管谁胜谁负，或者双方都各互退一步，就有望走上后面的报批程序，总好过这样慢刀割肉，痛苦不说，还远不知什么时候是尽头，对文物保护大大不利。
春节一过，吴局长亲自带队，先向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汇报，分析利弊，建议尽早启动规划评审，区委书记和区长一碰头，觉得也好，评审会由地方组织，对评审意见就有了主导权。
然后江副区长又带队上北京和省里做了汇报，主管部门也觉得保护终归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保护规划也需要由地方政府发起报批，久拖不决有悖加强保护的初衷，况且参加评审会的专家由主管部门定，可掌控性大。
评审会如期召开，一边是一溜由国家和省文物主管部门指派的专家，专家组组长由一名国家级老专家担任，一边是古文区四套班子领导和有关部委办局、乡镇的负责人。
编制单位方案汇报完毕，江副区长站起来第一个发言，这是区委区政府经过慎重商量定下的策略。
开会时作会议总结的人最重要，他的观点往往就是结论，但这个会议是专家评审会，总结的人是专家组组长，地方政府掌控不了。
掌控不了最后一个，那就掌握可以掌握的第一个。第一个发言的人也至关重要，他的观点往往可以对后面的人起到引导作用。
由于此事干系重大，不仅第一个，过程中什么时候谁发言，谁红脸谁白脸，都在事前有了明确分工。
江副区长一般开会发言都是坐着，这次他站了起来，拿着手持话筒侃侃而谈，
“文物保护是地方党委政府应该有的责任，这点没有问题，我们有这个自觉，也完全同意规划方案对遗址本体的保护措施。这些年来，区委区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致力于加强古文古遗址保护。但是发展也是要务，而且是第一要务，不能因为文物保护，这个地方的经济就不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也不改善了。我们建议建设控制地带面积要缩小，缩到保护范围以外50至100米，高度控制也适当放松，有利于集约节约用地。”话毕，一个专家用激光笔指着保护区划方案，说，
“发展当然要发展，老百姓生活也要提高，但是你古文区将近一千平方公里，非得看中这几十平方公里吗？文物保护要在更大的区域统筹，外围都不保护了，不控制了，密密麻麻都是高楼，那还叫大遗址吗？要成孤岛了。我看这个控建地带不能退。不仅不能退，还要考虑到我们对这个大遗址的考古认识还不完全，今后还可能有更大的分布，还要作些预留。”两人岗位不同，职责不同，观点就大不同，双方头一招就有了浓浓的火药味。
其后便是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张一山总算深刻理解了局长常说的
“屁股指挥脑袋”的含义。对于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双方都有认识自觉，对于外围到底是优先保护还是优先发展，原则上也没有对错，只有不同的职责追求。
临近中午，由评审会演变成的辩论会已经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区委书记提议出评审意见，专家组表示同意。
张一山作为会议记录人和纪要起草人，把评审意见投影到大屏上。起草这样的稿子不仅是技术活，还得是政治活，既要把规划技术层面的内容吃透，也要把领导的心思吃透，他起草好后又报经了局里、区里领导的层层审核，在会上还得结合双方的意见，在不明显违背区委区政府意见的前提下作些适当改动。
评审意见刚读到第三点，被专家组长叫停，
“你这是评审意见吗？我看是区政府建议，完全都是你们的意见嘛。”张一山尴尬地看着区里的两个主要领导。
区委书记在自己的地盘往常都是一呼百诺，何曾有过今天这样说一句被反驳一句的经历，而且是当着区四套班子领导和部门局长、乡镇书记的面，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也实在不愿意接受专家们对地方发展需求的忽视，说，
“规划编制的委托单位是古文区政府，乙方受甲方委托，拿甲方的钱，却不听甲方的意见，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专家组组长反击，
“古文大遗址特别重要，所以你们请我们这些专家当顾问。顾问顾问，按理是既要顾也要问，前些年你们不问我们也顾了，最近这些年你们问了我们也不顾了，为什么？我们看到当地的发展势头已经压过了保护的势头，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要抓紧制订一个规划，把保护工作的要求明确起来。文物保护是科学，编制规划也是科学，不是谁出钱就听谁的。古文区政府如果觉得出不了这个钱，或者不值得出这个钱，可以向省文物部门甚至国家文物部门报告，从上级的文物保护经费里出。”顿了顿，说出了令全场人都万万没想到的一句话，
“专家评审会是专家们的事，地方政府的领导可以出去了。”反客为主，下了逐客令。
张一山不由得由衷赞叹专家们的执着和负责，古文遗址离这些专家成百上千公里，按理他们并没有直接责任，但就是这样一群人，以国家的事业为己任，思想上高度自觉。
他又想起自己读过的那些诤骨诤言，中华名族在任何时候都少不了、也不会少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敢于负责，敢于直言，哪怕那些事看似对他们毫无利害关系，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久利益，他们总是能挺身而出。
地方党委政府肩负发展之责，守住底线前提下争取发展的更大空间，似乎也是应有之责。
区委书记带头起身，古文区一众领导离开了会场。区文化局负责专家联络和会务，只得硬着头皮留了下来。
张一山提早起草好的专家评审意见自然作了废，最终专家们签名认可的评审意见交到区委区政府领导手里，领导班子一碰头，这个意见还不如没有，对于规划的事冷处理，继续磨，不提起报批；对于保护的事，继续坚持牢牢守住底线，决不能出漏子。
在那个经济增长考核决定政绩的年头，经济发展与遗产保护的矛盾在全国很多地区上演，成为地方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随着时间推移，随着生产发展，随着理念更新，这道当初看来的难题便迎刃而解。
几年以后，当张一山看着顺利通过、建设控制地带面积和要求比当初犹有过之的古文大遗址保护规划，深深感觉到我们时代的全方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