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复兴门内大街。
发改委某综合业务司的办公楼里，王文远的办公室还亮着灯。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王文远站在窗前，看着长安街上逐渐稀疏的车流。
玻璃窗上映出他现在的样子——比三个月前去纽约唐人街时，瘦了至少十斤。两鬓本来只是微霜，现在几乎已经全白了。
这三个月，他过得像是在滚水里煎熬。
自从五月份，刘建明的那家超级航司顶着他的强烈反对，签下了高盛那份"零成本领口期权"的燃油套保协议后，王文远就在体制内成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存在。
油价在六月冲破140美元大关。刘建明的航司因为那份协议，账面上每天都在产生巨额的浮盈。
每次部委开协调会，刘建明虽然不明说，但那种"多亏没听王主任的瞎指挥"的得意，几乎写在脸上。
而听了王文远劝告、花了真金白银加上了"60美元跌幅下限"的另外两家国企老总，则面临着审计部门关于"三千万美元期权费是否属于决策失误"的严厉质询。
王文远作为一个"协调小组"的副主任，没有行政命令权，只能靠专业判断和政治信誉去影响企业决策。
而当他的判断和眼前每天都在跳动的利润数字相悖时，他的政治信誉几乎被清零了。
他甚至听说，上面已经有领导在考虑，等奥运会结束，是不是该把他这个"对海外金融市场缺乏实战理解"的老同志，调到一个更务虚的调研岗位上去。
王文远没那么在乎个人的职位升迁。他干了三十年，早就看透了起起落落。
他在乎的是，他知道刘建明签下的那份合同里，藏着一个足以吞噬几百亿国有资产的黑洞。那个黑洞就在那里，安静地等着油价掉头。
但他无法证明。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辆列车，在这条被华尔街铺好的死亡轨道上，开得越来越快，车上的人还在为窗外的风景欢呼。
或者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对的。如果自己错了，如果油价不会跌——
直到四天前。
7月7日。
一个远在纽约的年轻人，在遥远的曼哈顿按下了一个发送键。
然后，仅仅过了四天。
今天，7月11日。
王文远转回身，走到办公桌前。
他的电脑屏幕上，开着三个网页。
一个是彭博社的英文主页，头条是：《IndyMaC Bank COllapSeS, SeiZed by FDIC》（IndyMaC银行倒闭，被FDIC接管）。
一个是新浪财经的实时行情页面，WTI原油的价格正在以一种令人胆寒的速度向下砸：137.82……137.62……136.80……
第三个，是路透社中文网的一篇特稿：《从做空贝尔斯登到预言IndyMaC：华裔"先知"陆泽与他的远星资本》。
这三个网页，像三块拼图，拼出了一个让王文远手心出汗的完整画面。
陆泽说油价脱离了基本面，开始清仓。四天后，油价从145美元的高点暴跌，单日跌幅超过3%。
陆泽警告美国金融体系极度脆弱，高度依赖短期融资。四天后，美国历史上第二大储贷机构因为流动性枯竭而倒闭。
哪怕是在体制内见惯了大风大浪的王文远，此刻看着这三条新闻，也感到了一种近乎窒息的震撼。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看对方向"了。
这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站在世界金融体系的风暴眼中心，提前写好了剧本，然后看着这个世界，一丝不苟地按照他的剧本开始崩塌。
王文远拿起桌上的茶杯。茶水早就凉透了。
但他一饮而尽。冰冷的茶水顺着喉咙流下去，反而让他原本紧绷到了极点的神经，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松弛感。
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那份内参简报：《美IndyMaC银行被接管 华裔基金经理四日前曾发出预警》，简报因为被他今天翻来覆去的看而有了褶皱。
公开信里没有提燃油套保，只提了石油；而简报中的担忧更多的在于两房的债券，但王文远欣喜于陆泽的判断得到了验证。甚至这份内参已经被送往了更高层级的领导桌子上。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个计算器。
作为发改委的司局级干部，他本不应该去计算这种具体的市场点位。他的工作是宏观协调。
但他忍不住。
他在计算器上按下了一组数字。
刘建明那家航司签的"零成本领口期权"，他在纽约看过草案。如果油价一直跌，跌破高盛设定的那个未加保护的红线……
王文远的手指在按键上飞快地移动。
如果油价跌到100美元……
跌到90美元……
跌到80美元……
当计算器上的结果跳出来时，王文远盯着那个庞大的负数，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油价真的跌穿80美元，企业的亏损金额将是一个足以让国资委震怒的无底洞。
而赵总和孙总——那两家听了他的劝，花了三千多万美元期权费，把下跌亏损用"60美元敲出障碍"死死封住的国企。
如果油价跌破60美元，没有了那该死的红线，再加上保底的期权费，说不定还能反过来赚钱！
王文远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他突然有一种想大笑的冲动。
过去三个月里，他因为那三千多万的"冤枉钱"，被同僚嘲笑，被审计质疑，被上面的领导不点名地批评。他每天晚上都在焦虑，怕自己真的做出了一个让国家损失巨额外汇的错误决定。
而现在，随着油价跌破135美元，随着IndyMaC的倒闭，随着华尔街开始陷入真正的恐慌……
那个巨大的、原本即将吞噬一切的黑洞，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刘建明他们逼近。
他拿起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
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好一会儿。
现在给赵总和孙总打电话，太刻意了。显得像是在邀功。
而且，油价才跌了一天，现在还有一百三十多美元呢。六七十美元，太久远了。万一还跌不到那个时候呢。
王文远拍了拍自己的脸，觉得自己大概是有点昏了头。
又或许是这些天的确被压抑的太久太久了。
他把电话放了回去。
但他把那份路透社关于远星资本的特稿，打印了出来。
他拿着这份只有三页纸的打印稿，走到碎纸机前。
但他没有把它放进去。
他折了两折，把它塞进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最内层的夹层里。
这一夜，王文远没有回家。
他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躺下，虽然身体极度疲惫，但大脑却异常清醒。
他在听着外面长安街偶尔驶过的车流声，心里计算着纽约和北京的时差，计算着油价从135跌到120需要几天，跌到100需要几周，跌倒80需要几个月。
这种计算在经济学上毫无意义，在政治上也不合规矩。
这是一个被压抑了三个月的老官僚，在黑暗中独自品尝的一种近乎病态的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