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埔到汕头，张振勋走了整整六天。
第一天他走过了高陂镇。那天正逢赶集，镇口的大榕树下围了一堆人，有个说书人正拍着醒木讲《水浒》，说到武松打虎，唾沫横飞，围观的汉子们听得眼睛发直。张振勋在人群外面站了一会儿，摸了摸怀里的铜钱，终究没有停下脚步。他穿过集市，从卖山货的、卖布匹的、卖糖人的摊子中间挤过去，一路向南。
第二天他翻过了一座叫“八仙岭“的山。山上全是松树，风一吹，松涛滚滚，像远处的海在呼啸。他在半山腰的一个茶亭里歇了脚，茶亭的老伯给他倒了一碗粗茶，看他背着包裹，脚上的布鞋已经磨穿了底，便问：“后生，去哪儿？“
“汕头。“
“哟，远着呢。走路去？“
张振勋点了点头。老伯摇了摇头，说：“年轻人有闯劲是好事。可汕头那地方，水深着呢，不是那么好混的。“他压低了声音，“我听说那边在招'猪仔'，签了契就送上船，拉到南洋去做苦工，一去就回不来了。你可得留神。“
“猪仔“两个字像一根针，在张振勋心里扎了一下。他没有接话，喝了茶，道了谢，又上路了。
第三天、第四天，他走过了一片又一片的平原。山渐渐矮了，路渐渐宽了，人烟也稠密起来。他开始看见一些从没见过的东西：田里有水车，咕噜咕噜地转，把河水引到高处；路边的房屋不再是土楼，而是青砖黑瓦的院落，门前挂着灯笼；甚至有一次，他远远看见一队人骑马经过，马蹄踏在石板路上，嘚嘚嘚的声音清脆得像敲梆子。
第五天傍晚，他闻到了海的味道。
那是一种从来没有闻过的气味——咸的、腥的、潮湿的，从南方的天边一阵一阵地涌过来。他在一条河边停下来，蹲下身，用手掬了一捧水。水是咸的。他愣了愣，又把手指放进嘴里咂了咂，真的是咸的。
这就是海吗？不，父亲说过，海水是看不到边的。这只是一条河，一条被海水浸透了的河。可仅仅是如此，已经让他心跳加速了。他站起来，向南眺望，天边有一道灰蓝色的线，模模糊糊地横在那里，像一道永恒不变的边界。
第六天清晨，汕头到了。
张振勋站在汕头埠的街头，一时有些发懵。
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人。大埔的墟市顶多也就百来号人，可汕头码头上的人，黑压压一片，像一锅煮沸了的粥，人挤人，肩碰肩，挑担的、推车的、扛包的、吆喝的，还有穿着洋布衫的“番客“，戴着高帽子，手里拄着文明棍，趾高气扬地从人群中穿过去。码头上停着几艘大船，那船大得不像话，桅杆高得捅破天，船身比车轮坪村的祠堂还长，张振勋仰着头看，脖子都酸了。
空气中混杂着各种气味——咸鱼、桐油、煤烟、汗臭、还有某种他从未闻过的香料味。耳朵里塞满了各种声音：潮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官话，还有叽里咕噜的洋话，全搅在一起，像一锅乱炖。
他站在街角，紧紧地攥着包裹的带子，觉得自己像一粒沙子掉进了大河里，被冲得晕头转向。
但他没有停下来。他拉住一个挑担的汉子，问：“请问，饶义盛商行怎么走？“
那汉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朝码头西边努了努嘴：“那边，挂着黑底金字招牌的那家就是。“
张振勋顺着他指的方向走过去。果然，在一排店铺中间，有一家门面比别家气派些，门楣上挂着一块黑漆匾额，上书“饶义盛“三个金字，笔力遒劲。门口有个小伙计正在扫地，见他走过来，抬起头，目光从他破了的鞋面、系草绳的裤头、沾满尘土的头发上一路扫过去，眉头皱了一下。
“找谁？“小伙计的语气不太客气。
“我找饶海山饶老爷，“张振勋说，“我是他外甥，从大埔来的。“
小伙计又看了他一眼，像在看一件来路不明的货。“等着。“他说完扔下扫帚，转身进了店堂。
张振勋站在门口，把包裹从背上解下来抱在怀里。日头已经偏西了，斜阳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青石板的街面上。他低头看了看自己——靛蓝的褂子被汗浸得皱巴巴的，裤腿上全是泥点子，脚上的布鞋底磨穿了两个洞，露出来的脚趾头上还结着血痂。他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灰，越擦越花。
过了好一阵子，小伙计才出来，说：“老爷叫你进去。“
张振勋跟着小伙计穿过店堂。店堂里摆着几排货架，上头堆着布匹、糖、盐、药材，还有几只洋铁皮桶，桶上印着洋文。一个穿绸缎长衫的中年男人正坐在柜台后面打算盘，手指拨得飞快，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露出一张圆脸，两撇八字胡修剪得整整齐齐。
这人正是饶海山，张振勋母亲的亲哥哥。张振勋只在小时候见过他一回，印象中舅父是个和气人，过年回大埔时还会给他带糖果。可眼前这个穿绸缎的饶海山，跟记忆里那个敦厚的舅父仿佛不是同一个人。他的眼神很快，像两把细小的刀片，在张振勋身上从头到脚刮了一遍，刮完，眉头不自觉地蹙了一下。
“舅父。“张振勋唤了一声，弯下腰去作揖。
饶海山“嗯“了一声，把算盘往旁边一推，站起身来。他个头不高，但身子敦实，站在柜台后面，居高临下地看着张振勋。
“阿勋啊，“他说，语气倒是和气的，但那和气像一层薄薄的油，漂在水面上，底下是什么，看不清。“几年不见，长这么大了。你爹娘身子还好？“
“都好。家里遭了虫灾，今年没得收成，所以——“
“知道了知道了，“饶海山摆摆手打断了他，“虫灾的事我听说了。这年头，天灾人祸，哪年没个几回。“他转头朝后堂喊了一声，“阿福，带给我外甥到厨房，顺道热一热那些剩的饭菜。“
他回过头来，对张振勋笑了笑，那笑容像糊在墙上的纸，平平整整，却没什么温度。“外甥一路走来也辛苦了，先去厨房吃点东西。吃饱了，我们再聚旧情。我这边还有几个账目要理，你先去吧。“
张振勋站在那里，一时没有动。他在来路上想过很多种见到舅父的情景——舅父会拍着他的肩膀说“来了就好“，舅父会给他安排个活计，舅父会留他住下来……他想了许多，唯独没有想过这一种。
“去吧，去吧，“饶海山已经重新坐下了，手指拨动算盘珠子，又开始噼啪作响，“阿福，带他去。“
那个叫阿福的伙计走过来，朝他使了个眼色。张振勋把喉咙里涌上来的那口气咽了下去，跟着阿福往后堂走。
厨房在后院的东厢。阿福推开半掩的木门，指了指灶台：“锅里有，你自己盛。“说完就走了。
张振勋站在灶台前，掀开了锅盖。
锅里确实有饭菜。一碗冷米饭，半碟咸菜，两根啃过又被扔回盘里的鸡骨头。汤是早就凉了的青菜汤，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膜。有一盘鱼只剩了骨架，连鱼头都被掰开了，吸得干干净净。
残羹剩饭。
舅父让他吃的，是残羹剩饭。
张振勋盯着那锅剩菜，双手攥紧了锅盖的边缘，指节发白。他想起出门那天，陈珏给他熬的那碗米粥，稠稠的，上头飘着红枣。那是家里最后一把米，她全煮了给他。她又想起来路上，他在一个茶棚歇脚，茶棚的老太太看他饿得厉害，给了他一碗番薯粥，还加了一勺红糖。那老太太跟他非亲非故，却把他当自家孩子一样照看，。
他的亲舅父，亲舅父啊，让他吃剩饭。
张振勋把锅盖“哐“地合上了。那一声在厨房里回荡了一下，震得灶台上的碗碟轻轻碰了一下。他转身就走，大步穿过院子，穿过店堂，朝大门走去。
饶海山听见脚步声，从柜台后面抬起头来，看见张振勋正朝外走，愣了一下，随即站起来追了出去。
“站住！“他在门口追上了张振勋，一把拽住他的胳膊，“你干什么去？“
张振勋甩开他的手，回过头来。他的眼睛里有两簇火苗在烧，那火苗很小，却很亮，亮得像炉膛里刚刚点燃的第一把松针。
“天下自有容我之处。“他说。声音不高，却咬得很重，每一个字都像用锤子砸出来的。
饶海山的脸沉了下来。他上下打量着张振勋，嘴角牵出一个冷笑：“就凭你这副寒酸相？你看看你，裤头用草绳系着，鞋底都磨穿了，站在我店门口，像个叫花子。你说天下自有容你之处？你告诉我，哪里容你？“
他伸出手指，戳了戳张振勋胸口的破褂子：“你能怎样？你能怎样！“
张振勋挺直了腰杆。他那件破褂子底下，十六岁的脊梁骨硬得像铁打的，被舅父这样一指一指地戳，他反而站得更直了。看着饶海山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他朝我必定飞黄腾达。“
饶海山哈哈大笑，笑得脸上的肉都在抖。“飞黄腾达？你？一个放牛娃？“他收了笑，目光倏地变冷了，“我告诉你，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饶字倒过来写，挂在我这大门上！“
张振勋看着他那张油光光的脸，忽然觉得这个人很陌生。这人身上流着他母亲的血，是他母亲的亲哥哥，可此刻站在这夕阳下，却像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他没有再说话。他转过身，大步走进了汕头暮色里的大街。
身后，饶海山的冷笑声像一把碎玻璃碴子，撒了一地。
那夜，张振勋在码头的一个货棚底下过了一夜。
货棚里堆着麻袋，散发着豆饼的酸臭味。他在两个麻袋之间找了个窄窄的缝隙躺下去，把包裹枕在头底下，望着棚顶漏下来的几缕月光，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的事情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转，舅父的冷笑、那锅残羹剩饭、那句“我倒写饶姓挂于门庭“，每转一遍，胸口那把火就烧得更旺一些。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枚铜钱。铜钱已经凉了，但他攥着它，仿佛攥着母亲的手、攥着陈珏的手。他想起临行前陈珏说的那三个字——我等你。
他不能就这样回去。空着两手回去，他还有什么脸见陈珏？他还有什么脸见爹娘？
可他能做什么呢？
天亮的时候，货棚外面嘈杂起来。张振勋爬起身，揉了揉酸痛的脖子，走到棚外。码头上已经忙碌开了，挑夫们光着膀子扛货，从早到晚不停歇。他走到一个看起来像管事的汉子面前，问：“请问，这里招人干活吗？“
那汉子看了他一眼，操着浓重的潮州口音说：“扛包，一天三十文，管一顿午饭。干不干？“
“干。“
张振勋把包裹寄存在货棚角落的一个老挑夫那里，脱下破褂子，光着膀子扎进了扛包的队伍里。那汉子扔给他一条麻绳，让他把麻袋捆在背上，弯着腰从船上扛到岸上的仓库里。一麻袋盐少说也有百来斤，压在他十六岁的脊背上，像一座小山。第一天他扛了不到三十趟，肩膀就磨破了皮，血把麻袋都染红了。他没吭声，第二天继续扛。第三天，他已经能扛四十趟了。
晚上收工，他攥着当天挣的三十文铜钱，去街口买两个馒头，就着凉水咽下去，然后回到货棚里，裹着那件破褂子睡下。第二天一早又去码头，日复一日。
码头上的人开始认得他了。那个老挑夫姓刘，是个六十多岁的闽南人，在码头扛了四十年的包。他看张振勋年纪小却肯吃苦，便时不时照应他一下，告诉他哪家货主给钱爽快，哪个工头脾气好。
“后生，“有一回歇晌的时候，刘老伯坐在麻袋上抽旱烟，拿烟杆子指了指码头东边的一片区域，“那边，看见没有？“
张振勋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码头的东边围着一圈栅栏，栅栏后面搭着几排低矮的棚屋，棚屋外面的泥地上蹲着许多人，男男女女都有，穿得破破烂烂的，面容枯槁，眼神呆滞。他们头上扎着草标。
“那是什么？“张振勋问。
刘老伯吐了一口烟，声音低了下去：“猪仔。“
张振勋的心猛地一沉。他想起了茶亭老伯说的话。“猪仔“两个字，他之前只当是传闻，此刻亲眼看见，那些蹲在栅栏后面的人，瘦骨嶙峋，目光空洞，像一群被赶进了圈里的牲口。
“那些是……要被卖到南洋去的？“
“嗯。“刘老伯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签了契，拿了钱，就上船。船到了那边，矿上、园子里，有的是活干。命好的熬几年，攒点钱赎身回来。命不好的——“他顿了顿，没再说下去。
张振勋看着那些蹲在栅栏后面的人，喉头一阵发紧。他想起自己身上那三块银元，还是父亲借来的。如果舅父肯收留他，他本不必走这条路。可现在，他只有扛包挣的几个铜板，别说养活家人，连自己都只能啃馒头度日。
他忽然站起来，朝那个方向走去。
“后生！“刘老伯在后面喊了一声，“你干什么去？“
张振勋没有回头。
他走到栅栏外面站住了。一个穿着短打、戴着瓜皮帽的中间人正蹲在棚屋门口嗑瓜子，见他走过来，打量了他一眼——虽然穿着破，但身上有肉，肩宽背直，是个好劳力——眼睛亮了亮。
“后生，找活干？“
张振勋看着他，说：“我想看看卖身契。“
那中间人嘿嘿一笑，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来。纸是印好的，上头密密麻麻的字，张振勋认出了其中几个——“南洋“、“自愿“、“生死由命“、“五载“。
中间人把纸递到他面前，又补了一句：“签了，给五块鹰洋。船后天就开。到了那边，干活管吃管住，五年满了，你想留想走，都随你。“
张振勋接过那张纸，低头看着。
五块鹰洋。够家里买多少粮食？够陈珏和娘吃多久？够弟弟妹妹们活过这个冬天吗？
他攥着那张纸，纸的边缘有些发黄，上面还沾着不知道是谁的手指印。这张纸上，不知道已经签了多少名字，那些人现在又在什么地方？是死是活？
他想起了父亲。他想起那天晚上趴在窗根底下偷听到的话：“南洋。“父亲的声音在黑暗里回荡，像一颗石子投进深井，溅起看不见的水花。
他又想起了陈珏。她站在村口那棵老榕树底下，雾绕在她身边，她没有哭，只是说：“我等你。“
张振勋抬起头，看着远处码头外面那片灰蓝色的海。他从来没有见过海。此刻，在那片灰蓝色的尽头，天与海连成一线，看不出界限。那就是南洋的方向，是父亲指给他看的“没有路的地方“。
他深吸一口气，把那张纸在膝盖上铺平了，弯下腰，就着中间人递过来的毛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三个字——
张振勋。
他的字写得不算好看，但端端正正，每一笔都用足了力气。写完了，他搁下笔，直起腰来。
中间人拿起那张纸，看了看，满意地点了点头，从腰间摸出五块鹰洋来，哗啦一声搁在 木板上，用大拇指一推，推到张振勋面前。
“拿着。后天上船。到时候我来接你。“
张振勋把那五块鹰洋一个一个地捡起来，攥在手心。银元的边缘硌着他的掌纹，凉凉的，沉甸甸的。
他转身走回货棚。刘老伯还蹲在麻袋上抽烟，见他回来，脸上的褶子皱得更深了。他看了看张振勋手里攥着的银元，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你晓得那船上是什么日子？“
张振勋蹲下来，开始收拾自己的包裹。他把五块鹰洋用布包好，塞进包裹的最里层，和那三块银元放在一起。
“晓得，“他说，“可我更晓得，家里没米下锅是什么日子。“
刘老伯看了他很久，叹了口气，从烟荷包里掏出最后一点烟丝，卷了根烟，递给张振勋。
“抽一根吧，后生。“
张振勋接过烟，学着刘老伯的样子，划了根火折子点上。辛辣的烟雾钻进肺里，呛得他咳了两声。他咳完了，又抽了一口，这次没有咳。
码头上的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咸腥的、湿漉漉的气息。太阳正在落下去，把整片海烧成了金红色。张振勋坐在货棚门口，抽着烟，看着那片金红色的海。
他知道，再过两天，他就要走进那片金红色里去了。
两天后，张振勋又站在了码头东边的那排栅栏前面。
他手里攥着一个小布包，里头是那八块银元——三块借来的，五块卖身的。他把包裹挎在肩上，里头还是那几样东西：一件靛蓝褂子，一双新布鞋，还有那枚雍正通宝，贴着心脏的位置，温温的。
栅栏的门开了。中间人朝他招手：“后生，进来！上船了！“
张振勋迈步走了进去。
栅栏里面，和他一起上船的有二三十个人。有老有少，有闽南的，有潮汕的，也有几个跟他一样讲客家话的。他们蹲在地上，沉默着，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说话。有人低着头抠手指甲，有人呆呆地望着天，有人抱着膝盖，把脸埋进臂弯里。
张振勋在他们中间找了个角落蹲下来。他旁边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颧骨很高，瘦得腮帮子都塌下去了，两只眼睛凹在眼窝里，却没有光。那男人忽然转过头来，看了张振勋一眼，哑着嗓子问了一句：“你多大？“
“十六。“
“十六。“那男人重复了一遍，嘴角动了动，不知道是笑还是哭，“我儿子也十六。去年签了契，走了。到现在，没信。“
张振勋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新布鞋——陈珏给他塞进包裹里的，他一直舍不得穿，今天才换上。鞋底是母亲纳的千层底，踩在码头的石板上，软和得很。
栅栏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骚动。一个女人挤到了栅栏边上，双手攥着铁栏杆，朝里头喊：“阿明！阿明！你在不在里头！“
喊了几声，人群中一个年轻人抬起头来。那女人看见了，眼泪哗地就下来了：“阿明！你咋这么傻！你走了娘咋办！你快回来！你跟他说你不签了！你把钱还给他！“
那叫阿明的年轻人没有动。他低着头，把脸别了过去。
栅栏外面的女人哭得撕心裂肺，两个汉子把她架走了。她的哭声渐渐远了，被码头的嘈杂声淹没。栅栏里面一片死寂，没有人说话。
张振勋把怀里的布包掏出来，打开，数了数那八块银元。他把三块借来的银元单独包好，准备让刘老伯帮忙送回大埔去。剩下五块，他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
太阳升高了一些。码头上有人喊：“上船了——！“
栅栏的门被打开了。中间人挥着手赶他们：“走！走！上船！“
人群慢慢站起来，一个一个地往外走。张振勋站起来，走到栅栏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住了。他从怀里摸出那包五块银元，塞回到管事的男人手里。
“大哥，“他说，“我不上船了！“
那男人愣住了，低头看了看手里沉甸甸的银元包，一脸惊愕，半天说不出话。
张振勋没有等他回答。他把包裹往肩上勒了勒，转身走出了栅栏。
他朝码头外面走去，走到那个寄存包裹的货棚门口，把三块银元交给刘老伯：“老伯，麻烦你帮我送到大埔车轮坪村张兰轩家。就说是他儿子挣的。“
刘老伯接过银元，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码头上那艘已经搭好了跳板的大船，忽然明白过来。
“你不去了？“
“不去了。“张振勋说，“我签了契，又撕了，那五块银元我退回去了。这三块还家里。“他笑了一下，那笑容在十六岁的脸上显得有些苍老，
刘老伯把银元揣好，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最后伸出手来，在他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两下。
张振勋退掉了卖身契。那中间人气得跳脚，骂了他一顿，可张振勋已经走远了。
他没有回舅父那里去，也没有回大埔。他把那三块银元送回了家，把五块银元退了回去。手里只剩下那件靛蓝褂子、那双新布鞋，和那枚雍正通宝。
和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可他站在汕头码头的人流里，身上什么都没有，却觉得比来的时候轻了许多。他抬头看着南方的天际线——那片海还在那儿，灰蓝色的，一望无际。
他攥紧了怀里的铜钱，朝码头最热闹的地方走去。那里的招工牌子上写着：“招船工，跑南洋航线，月薪两元，包食宿。“
他挤进人群里，把那块招工牌子上的字看了一遍，然后伸手拍了拍前面那个人的肩膀：“请问，这活儿还招人吗？“
码头的风吹过来，把他额前的碎发掀起来。阳光正好从云缝里漏下来，打在他脸上，把他的眼睛照得亮亮的。
那是十六岁的张振勋。他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可他站在汕头码头上，站在那片通往南洋的大海面前，终于挺直了腰杆。
他要自己去。
不签卖身契。不靠舅父。就凭这双手，这双脚，这副十六岁的骨头。
他要自己去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