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店里接到的第一单活，是一台胶卷相机。
不是数码的，是那种老式的、需要装胶卷、拍完了要拿去冲洗的傻瓜相机。客户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孩，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进门的时候手里攥着那台相机，像攥着一件很珍贵的东西。
“刘师傅，这个能修吗？”她把相机放在工作台上，声音轻轻的，像怕吵醒什么。
刘飞看了一眼。是一台奥林巴斯的胶片傻瓜机，香槟色的机身，上面的漆已经磨掉了不少，露出下面黑色的塑料。镜头盖的开合有点卡顿，闪光灯的透明罩有一条裂纹。
他伸手摸了一下相机的机身。
信息涌进来——快门组件里有一个弹簧断了，导致快门无法正常开合。镜头盖的机械连杆有轻微的变形，开关的时候会卡住。这台相机是2003年生产的，距今已经二十三年。它拍过大概三十多卷胶卷，每卷三十六张，算下来是一千多张照片。最后一张照片拍的是夕阳，在一个天台上，照片里的女孩扎着马尾辫，侧脸，逆光，笑得很好看。那卷胶卷拍完之后，相机就坏了，再也没有被打开过。
刘飞把手收回来，看着面前这个扎马尾的女孩。她大概二十岁出头，比相机里的那个女孩年轻一些，但眉眼之间有几分相似。
“你妈妈的相机？”刘飞问。
女孩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猜的。”
女孩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妈前年走了。这台相机是她年轻时候用的，我一直留着，想修好它，用一用。”她的声音有些发抖，但她在努力稳住，“我找了好多家，都说修不了，没有配件。刘师傅，你能修吗？”
刘飞没有马上回答。他把相机翻过来，看了看底部的标签，又打开电池仓看了看——里面的电池已经漏液了，电极上有绿色的铜锈。
“能修。”他说，“快门弹簧坏了，要换。镜头盖的连杆要校正。电池漏液了，触点要清理。大概两三天。”
女孩的眼睛亮了，亮得让刘飞有些不忍心看她。
“太好了，”她说，“太好了。”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工作台上，“这是维修费，我不知道够不够，你先拿着。不够我再加。”
刘飞打开信封看了一眼——八百块钱。
他抽出五张，把剩下的三百塞回信封还给女孩：“三百够了。”
“真的吗？”女孩有些不相信，“别人都说修不好，你说修好了才收三百？”
“三百。”刘飞重复了一遍。
女孩看着他，眼眶有点红，但没哭。她把信封收回去，说了声“谢谢”，然后走了。
陈鹏凑过来，看着那台相机：“飞哥，三百够吗？那个快门弹簧你上哪找去？”
刘飞打开相机后盖，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取出那个断裂的弹簧。弹簧很小，比米粒大不了多少，断成了两截。他仔细看了看弹簧的线径和圈数，然后从抽屉里的一个零件盒中翻找起来。
这个零件盒是他专门收集各种小零件的，里面有些东西连他自己都忘了是什么时候存下来的。翻了大概五分钟，他找到了一个从旧相机上拆下来的快门组件，里面的弹簧跟这台奥林巴斯的尺寸几乎一样。
“找到了。”刘飞说。
陈鹏看着那个比指甲盖还小的弹簧，由衷地感叹了一句：“飞哥，你这零件盒简直是哆啦A梦的口袋。”
刘飞没理他。他用镊子夹起那个弹簧，小心翼翼地装进快门组件里，然后开始校正镜头盖的连杆。连杆的变形很轻微，肉眼几乎看不出来，但刘飞的手感告诉他差了大概半毫米。他用尖嘴钳轻轻掰了一下，再试，开合顺了。
清理电池漏液的触点是最麻烦的。铜锈已经渗透到了电路板的边缘，需要用酒精反复擦拭，再用小刀把氧化物刮掉。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把触点清理干净，露出下面黄铜的颜色。
全部装好之后，他装上一节新电池，按下快门。
“咔嚓。”
快门打开又合上，声音清脆，像一声短促的叹息。
镜头盖顺利打开，闪光灯亮了一下。一切正常。
刘飞把相机放下，没有继续试。这台相机不需要再试了，它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去拍新的照片，去记录新的故事，去成为另一个人的记忆。
他在“旧物余生”的笔记本上写下这台相机的故事，写到最后一行的时候，他加了一句：
“它的上一卷胶卷拍的是夕阳。希望它的下一卷胶卷，拍的是日出。”
正月初十，店里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
是周先生——那个在枪火声中开十六度空调的年轻人。
他比上次见面的时候瘦了一些，也精神了一些。头发剪短了，胡子刮干净了，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卫衣，看起来像是一个重新开始生活的人。
“刘师傅，”他站在店门口，手里提着一个袋子，“我来给你送个东西。”
刘飞接过袋子，打开一看——是一套全新的空调滤网。
“你不是说我那台空调的滤网太脏了吗？”周先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买了新的，换上了。旧的洗了洗留着备用。这套送给你，你店里应该用得上。”
刘飞看着那套滤网，又看了看周先生。他的气色比上次好了很多，眼底的青黑淡了，说话的时候眼神也不像以前那样躲闪。
“最近睡得还好吗？”刘飞问。
周先生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好多了。你上次跟我说，设二十六度就够了。我试了试，真的够。而且开了二十六度之后，空调也不那么吵了，睡得比以前踏实。”
他没有说的是——他最近开始出门了。不是因为必须出门，而是因为他想出门。他报了一个健身房，开始跑步，开始吃正常的饭，开始回复朋友的消息，开始在不是深夜的时候拉开窗帘。
这些事跟空调没有任何关系。
但有时候，一个人的改变就是从一件很小的事情开始的——比如把空调从十六度调到二十六度。那十度的差距，不只是省电，是一种不再跟自己较劲的温柔。
“那就好。”刘飞说。
周先生走了之后，陈鹏看着那套滤网，忽然说了一句：“飞哥，你有没有发现，你修的不只是电器？”
刘飞正在整理工具，听到这句话没有抬头。
“我知道。”他说。
二月中旬，刘飞接了一个他职业生涯中最难修的活。
不是技术难，是心难。
客户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姓姜，退休教师。他抱着一台老式录音机来到店里，把录音机放在工作台上的时候，动作轻得像是在搬一件瓷器。
录音机是夏普的，双卡座的，八十年代的产品，外形像一个小型的音响系统。两个巨大的喇叭，一堆按键和旋钮，可以放磁带、可以录广播、可以当扩音器用。在当年，这东西是家庭娱乐的中心，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家庭影院。
“刘师傅，”姜老师的声音很稳，但刘飞注意到他的手指一直在摩挲录音机的提手，“这台录音机是我结婚的时候买的，用了我和我爱人半年的工资。三十多年了，一直没坏过。前几天突然不出声了，喇叭里面有沙沙的声音，但放磁带没声。”
刘飞伸手摸了摸录音机。
信息涌进来，又慢又长，像一部老电影在慢放。
——录音机的主放大电路中的一个电容老化了，容量下降，导致音频信号无法正常放大。这是所有老式音响类电器的通病，电解电容的寿命到了，干涸了，失效了。
——磁头磨损了，高频响应下降，声音会发闷。但还可以用，不需要换。
——这台录音机在过去三十年里，每天都开。早上听新闻，晚上听音乐。它听过邓丽君、听过刘文正、听过凤飞飞。它听过许多盘磁带，但有一盘磁带被听得最多——那是一盘自录的磁带，里面是一个女人在唱歌，唱的是一首叫《茉莉花》的歌。那盘磁带被播放了至少几百次，磁带的磁性涂层都已经磨损了，声音变得又轻又糊。
——那个女人是姜老师的爱人。她已经不在了。
——录音机说：我老了，但她还在我心里。
刘飞把手收回来，深呼吸了一下，才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姜老师，能修。主放大电路的一个电容老化了，换了就好。磁头磨损不严重，还能用。”
姜老师的眼睛微微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惊喜，是一种“终于有人能帮我”的如释重负。
“多少钱？”
“一百五。”
刘飞开始干活。拆开外壳，找到那个老化的电容——一个五十伏一千微法的电解电容，顶部已经微微鼓起，那是电解液干涸的典型特征。他用烙铁把它拆下来，换上一个同规格的新电容。
换好之后，他放了一盘测试带进去，按下播放键。
喇叭里传出声音。先是沙沙的白噪音，然后音乐响起来——是一首老歌，刘飞不知道名字，但旋律很熟悉，像是小时候在哪里听过。
姜老师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坐直了身体。
他的手抬起来，又放下去，又抬起来，最后轻轻地落在了录音机的顶部，像是在抚摸一个老朋友的肩膀。
“好了，”姜老师的声音有些哑，“好了。”
他没有多说什么，付了钱，抱着录音机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背对着刘飞站了几秒，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她唱歌好听。”
刘飞站在工作台后面，看着姜老师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陈鹏在柜台后面，默默地把一块抹布叠了又叠，叠了又叠，叠成了一块完美的方形。
没有人说话。
那天晚上，刘飞关了店之后没有直接上楼。
他坐在工作台前，打开收音机，调到了一个播放老歌的频道。收音机是他自己修的，音质不算好，但够用。音乐从喇叭里流出来，填满了整个店，然后从卷帘门的缝隙里渗出去，飘到了街上。
他不知道那首歌叫什么名字，但旋律很好听，像是一个人在对另一个人说：我记得你。
空调说了一句：“今天的歌不错。”
冰箱说：“音量可以再大一点。”
微波炉说：“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首。”
刘飞没有理它们。他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听完了那首歌。
家电会过时，但回忆不会。
这是他在“旧物余生”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下的第一句话。
他打算用这句话，作为这个笔记本的结束语，也是下一本的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