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星期一，四合院里照例是早起的忙碌。
杨大伟吃过早饭，推出自行车，正碰上大嫂李秀荷也推着辆崭新的女士自行车出来，后座上坐着打扮得干净利落的李秀兰。崭新的车子引得早起倒痰盂的几位大妈多看了好几眼。
“大伟，一起走啊？”大嫂笑着招呼。
“成。”杨大伟点点头，三人两车，汇入了上班的自行车流。
刚到厂里，进了自己办公室，搪瓷缸里的茶还没泡开，厂长李石就推门进来了。
“大伟，正找你呢。”李石开门见山，“部里有个会，通知上周就下来了，我一直忙着新车间的事，差点给忘了。你今天替我去一趟吧。”
杨大伟放下杯子：“啥会啊老李？我这还一堆事呢。”
“支援非洲兄弟的会，政治任务。”李石抬手看了看表，“九点开始，现在走刚好。内容估计就是些动员和摊派，你去听听，领会精神，有啥要求回来再说。车子给你安排好了，赶紧去吧，别晚了。”
得，又是这种会。
杨大伟心里有数，这类“支援”会议，往往意味着任务和负担。
但他没推辞，点头应下：“行，那我去看看。”
坐着厂里那辆吉普车，颠簸着到了部里。
大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不少人，看穿着打扮，各个药厂、医院的都有，低声交谈着，空气里弥漫着烟味和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闷。
杨大伟扫了一圈，在最后排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打算当个安静的旁听者。
九点整，几位领导簇拥着大领导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几个肤色黝黑的外宾——显然是非洲兄弟国家的代表。会场立刻安静下来。
大领导走到主席台正中，清了清嗓子，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会场：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这个会议，主题只有一个：支援我们的非洲兄弟！”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
“非洲大陆，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真朋友！如今，我们的非洲兄弟在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道路上，特别是在医疗卫生领域，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他的声音提高了些，带着感染力：
“我们中国人民，是讲情义、重信诺的人民！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一贯的旗帜！帮助非洲兄弟战胜疾病，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不仅是一项医疗援助，更是一项政治任务，是巩固和发展中非友谊的坚实桥梁！”
接着，他阐述了援助的重要意义，强调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崇高理念，并号召各医疗单位、制药企业要“发扬风格，顾全大局”，“克服困难，竭尽所能”地支持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讲话基调定得很高。大领导讲完，又和旁边的外宾亲切握手交谈了几句，便在众人的掌声中先行离开了会场——接下来的具体事务，自然由下面的司局领导来落实。
会议进入具体议程。
先是由卫生口的领导讲话，开始布置派出医疗队的任务。
哪个医院出几个医生，哪个医院出几个护士，带什么基础药品和设备，一项项开始往下派。
台下开始响起轻微的骚动。
杨大伟靠在后排椅子上，半阖着眼，手指在扶手上无意识地轻轻敲着。
红星制药厂不是医院，医疗队的事暂时摊不到头上，他乐得清净。
就在这时，他看到主席台边上，一个戴着眼镜的司长侧过头，和旁边那位一直正襟危坐的非洲代表低声交谈了几句。
非洲代表表情严肃，快速地说了些什么，还用手比划了一下。
那位司长听完，随即站起身，拿起面前的话筒，目光扫视台下：“红星制药厂的同志，来了吗？”
声音透过扩音器，在刚刚安静下来的会场里显得格外清晰。
不少人的目光开始逡巡。
杨大伟在心里叹了口气，知道躲不过，从容地从后排站了起来：“来了，我是红星制药厂副厂长杨大伟。”
刘司长的目光落在他身上，打量了一下，语气公式化：“杨副厂长。刚才，坦桑尼亚的代表提出，希望我们在医疗援助之外，能够重点支援一批特效抗疟药品。据我所知，你们厂生产的 ‘抗疟特效药’ 疗效很好，是这次支援的重点药品之一吧？”
“是我们厂的产品。”杨大伟回答得干脆。
刘司长又侧身和那位坦国代表低声交流，只见那代表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比划着数字，神情颇为恳切，甚至带着点急切。
刘司长边听边点头，脸色却似乎更严肃了些。
片刻后，刘司长转回身，面对杨大伟和全场，清了清嗓子，语气依旧平稳，但内容却让不少人吸了口凉气：
“坦桑尼亚代表提出，希望我国能够支援 2000万瓶 ‘抗疟特效药’ ，以解他们国内疟疾防治的燃眉之急。杨副厂长，你们厂的生产能力，能否保障？”
2000万瓶？！
台下响起一片压抑的惊呼和交头接耳声。
这数字太离谱了！
杨大伟站在那儿，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却飞快地算了一笔账，随即，他直接提高了声音，语气平稳，清晰地传遍会场：
“刘司长，2000万瓶 ‘抗疟特效药’ ，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他顿了顿，不给刘司长插话的机会，继续道：
“第一，产能。我们厂目前全力运转，年产量也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的零头。这不是加班加点就能解决的，涉及原料、生产线、工人等一系列问题。不可能生产出来。”
“第二，价格。”杨大伟的目光扫过主席台上那位眼神闪烁的坦国代表，又落回刘司长脸上，“我们厂 ‘抗疟特效药’ 的出厂定价是20元一瓶。2000万瓶，就是 4亿元人民币。请问刘司长，这笔巨额援助，是全部无偿，还是部分无偿？资金从哪里出？部里有专项拨款吗？还是需要我们厂自行承担？”
一连串的问题，条理清晰，直指核心，问得刘司长脸色微微一僵。
会场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屏息看着这场交锋。
刘司长嘴角抿紧，眼神里闪过一丝恼意，但他很快控制住，再次转身，和那位坦国代表急促地低声交谈起来。
这次交谈时间更长，坦国代表似乎有些激动，手势幅度更大，而刘司长的眉头也越皱越紧。
终于，刘司长再次转向杨大伟，这次他的语气带上了明显的压力和尴尬：
“杨副厂长，坦桑尼亚朋友表示理解我们的困难。他们提出，考虑到中非友谊和实际情况，可以 适当降低要求，并愿意 支付一部分成本。他们希望以 5元一瓶 的价格，支援一批药品。这已经是极大的诚意了，体现了非洲兄弟对我们困难的理解。你看……”
5元一瓶？从20元降到5元？还“极大的诚意”？
杨大伟几乎要气笑了。他这下彻底明白了。什么“燃眉之急”，什么“国际主义情谊”？
这分明是有人仗着“支援”的大旗，想以近乎白送的价格，弄走大批紧俏药品！
这2000万瓶的“大胃口”，不管是这个坦国代表自己国家的真实需求，还是他背后另有所图，想倒卖牟取暴利，这笔账都算得太精了！而这位刘司长……
杨大伟的目光冷冷地扫过刘司长那故作严肃、实则透着几分急于促成此事的脸。
自古从不缺卖国者，也不缺慷他人之慨、拿国家利益和集体血汗去给自己脸上贴金、甚至谋取私利的人。
想到这里，杨大伟心中反而一片清明。
他不再看那位坦国代表，直接面对刘司长，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刘司长，非常抱歉。5元一瓶，我们也做不到。”
“你！”刘司长脸上那点强装的镇定终于挂不住了，脸色猛地一沉，“杨大伟同志！你这是什幺态度？这是上级布置的政治任务！是关系到国际友谊的大局！你怎么能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还有没有一点大局观和奉献精神？”
杨大伟面对斥责，神色不变，甚至微微挺直了脊背：“刘司长，我们红星制药厂是国家的厂子，是全体工人同志血汗的结晶。我们支持真正的国际主义援助，但也要对国家的财产、对全厂职工负责。这种严重背离价值、不计成本、近乎掠夺式的所谓‘支援’，我们无法接受，也不敢开这个先例。”
他顿了顿，在刘司长铁青的脸色和全场或惊讶、或佩服、或担忧的目光中，继续说道：
“不过，为了表达我们对非洲兄弟防治疟疾事业的支持，也为了不辜负上级的期望，我们红星制药厂愿意无偿捐献1000瓶‘抗疟特效药’，用于坦桑尼亚的疟疾防治工作。这代表我们厂全体职工的心意。至于更多的、超出合理范围的援助要求，请恕我们厂无能为力了。”
杨大伟抬眼，目光平静地看向刘司长：“如果刘司长坚持认为我们的决定不妥，或者认为这件事需要更高层面的决断……那我可以现在就去大领导，当面汇报一下这个‘2000万瓶，5元一瓶’的具体支援方案，以及我们厂的实际产能和成本核算。请大领导亲自定夺。”
说完，他不再理会刘司长瞬间变得极为难看的脸色，也不再看主席台上那位表情僵硬的坦国代表，朝会场微微欠身，然后转身，步伐稳定地径直朝会议室大门走去。
“杨大伟！你……你站住！”刘司长又急又怒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甚至带上了点气急败坏的颤音。
但杨大伟仿若未闻，伸手推开厚重的会议室大门，身影消失在门外走廊的光亮中。
“砰！”
隐约传来似乎是拳头砸在桌子上的闷响，以及刘司长压抑不住的愤怒声。
会场内，一片死寂，随后嗡地一声，议论声猛地炸开。
所有人都知道，今天这会，算是开出一个谁也没想到的“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