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牌后的第一天，天还没亮透，院门外就挤满了人。张不言推开门的时候，被门口黑压压的人影吓了一跳。他以为自己起得够早了，但那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比他更早。有的蹲在墙根下打盹，有的靠着门框啃干粮，有的踮着脚尖往门缝里瞅，像是怕来晚了就进不去了。晨光落在那些新旧不一的衣裳上，织成一件灰扑扑的百衲衣，有的孩子穿着整齐的靛蓝布衫，有的光着脚踩在深秋冰凉的石板上，露出的脚趾冻得通红。
一个妇人挤到前面来，手里攥着一个男孩的手腕，男孩六七岁，瘦得像根豆芽，低着头不敢看人。她拉着儿子就要往门里冲，被旁边的人挤了一下，差点摔倒，站稳之后声音又急又亮：“先生，我家狗剩能来吗？他爹走得早，我一个人拉扯他，没钱给他念书……”后面的话忽然被噎住了，嘴唇动了几下，眼泪先涌了上来。周围几个同样带着孩子的妇人看着她，眼睛里都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共情，是叹息，也是等着那个“到底能不能收”的答案砸下来。
张不言没有说话，先把门槛让开，把桌子搬到院子里，摆好笔墨纸砚，又搬了一摞空白的册子放在桌角。他坐下来，朝门口看了一眼：“一个一个来。”
队伍动了，像一条被解开了绳结的绳索，缓缓地往前流淌。第一个进来的就是那个叫狗剩的男孩。他攥着母亲的手不肯松开，妇人弯腰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他才慢慢地松开手，走到桌前。张不言问他叫什么，他低着头，用脚尖碾着地面上的土块，声如蚊蚋：“狗剩。”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张不言没有笑。他看着这个瘦小的男孩，声音放轻了一些：“这个名字不好听，我给你改一个行不行？”男孩抬起头，眼睛里有意外，也有一丝小心翼翼的期盼：“行。”张不言想了想：“叫‘知远’。知道的知，远方的远。”男孩没有立刻回答，把这两个字在舌尖上转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他点头了，点得很用力，像是在确认一件很重要的事。
张不言在册子上写下这个名字——知远。然后把笔递给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吗？”知远摇了摇头。张不言握着他的手，一笔一划地在纸上写了“知远”两个字。“以后这就是你的名字了。”知远看着那两个陌生的字，没有立刻说话，只是伸出手指，在纸上轻轻描了一遍，像在触摸一件稀世的瓷器，然后抬起头，眼睛里有了一点光。
第二个孩子是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小姑娘，身后跟着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奶奶。老奶奶走得慢，小姑娘扶着她的胳膊，一步一步地挪到桌前。老奶奶喘匀了气，把手里的布包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几个鸡蛋和一包用草纸包着的红糖，声音哆嗦着：“先生，这是我孙女，她爹娘都没了，我一个老婆子不识字，教不了她。您行行好，收下她吧。”张不言把布包推回去，在册子上写下了小姑娘的名字：“丫头。”他抬头问她：“你想学什么？”小姑娘抿了抿嘴，声音细细的：“我想学写字，给我爹娘写封信。他们走得急，我都没来得及跟他们说句话。”张不言在册子上写下了“念慈”两个字，然后递给她：“以后你就叫念慈。”
队伍继续往前流，张不言一个一个地问，一个一个地记。他问每一个孩子想学什么，答案五花八门：有人想学算数，帮家里看铺子记账；有人想学认字，能看懂药方；有人说想学“天为什么下雨”——那是他在青石县常常回答的问题，没想到在京城也有人问。他不删减，也不嘲笑，把每一个愿望都记在册子里。
太阳升到中天的时候，院子里的队伍终于见底了。张不言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把录取名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百多个孩子，他留下了三十个。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六岁，有男有女，有穿绸衫的也有光脚的，有字认得比他还多的也有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他合上册子，站起来，正要去灶房看看午饭准备的怎么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张先生。”
他抬起头，看到一个人影背着一只旧木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风尘仆仆地站在院门口，脸上的笑容还是那样温温和和，眼角的细纹里藏着赶路的疲惫和重逢的踏实。是陈文远。他从青石县赶来，赶了好几天的路，到了京城没有先去找客栈，打听了地址直接过来了。
张不言迎上去：“你怎么来了？”陈文远把那只旧木箱放下来：“你走了之后，青石县书院那边有赵大虎周济着，工程也有王铁柱和刘石头盯着。我想着你在京城一个人办书院忙不过来，就赶过来了。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能先住书院里吗？”张不言接过他的木箱，把他带进书院，安排了一间偏房。天快黑的时候，陈文远已经帮着把明天的教案整理好了。夜色从四面围拢过来，他们还在灯下点着灯，摊着纸，写着明天的课程。
张不言坐在窗前，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些名字旁边。知远、念慈、石头、小虎。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双在黑暗中寻找灯光的眼睛。他握着笔，在册子的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字——新学书院，京城分院，开课首日，收生三十名。他搁下笔，合上册子，靠在椅背上。窗外月光如水，夜风轻拂着窗棂，像有什么人在远处低声哼着歌。他闭上眼睛，听着那阵若有若无的歌声，慢慢地，呼吸变得均匀了。今天开了个头，剩下的日子会一天比一天长。他可以等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