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那天，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
省高院第二审判庭，旁听席座无虚席。省报的记者来了七八个，夏瑾特意从香港赶回来，坐在旁听席第三排。老孙头们包了一辆大客车，从县城赶来，在法院门口排了半条街的长队领旁听票。
审判长宣布开庭后，公诉人站起身，声音在安静的法庭里回荡：
“提请第一位证人，石青山，出庭作证。”
侧门开了。
石青山拄着拐走进来，没有看被告席，径直走到证人席，把油布包轻轻放在脚边。书记员核完身份，他按了手印，直起腰，等法官提问。
“证人石青山，你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间，担任延河流域勘探队技术员，是否属实？”
“属实。”
“请你向法庭陈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号主矿孔钻探期间，你亲身经历的情况。”
老爷子没有立刻回答。
他沉默了几秒，弯下腰，把油布包打开，一层一层，剥开包布，取出那本用塑料布裹着的日志，双手捧着，举过头顶。
“法官，我先交代这个东西的来历。”他的声音不高，但满庭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九六六年勘探队的原始工作日志。队解散那年，最后一页被人撕走了，我带着剩下的七十五页，在我家炕洞里藏了二十六年。一九九二年，我把它上交给了国家档案局——每一页，都有接收编号，档案局备了案。”
“我今天上这个证人席，手里没有别的东西，就这一样东西。可这一样东西，是我拿二十六年换的。”
旁听席鸦雀无声。
石青山开始了他的陈述。
他从六五年冬天进山讲起，讲到队里一百一十七个钻孔，讲到三号主矿孔打到三百米见矿那天全队的欢呼，讲到夜里商敬亭把他和白建功叫去，说“数据先压一压”，讲到他连夜写的那份真实储量报告，在队务会上被白建功指着鼻子骂“政治不成熟”，讲到散队那天，梁世勋撕走最后一页，他把日志缝进棉袄，背着它下山上炕，一藏二十六年。
讲到中间，老爷子的声音抖了，就从口袋里摸出老花镜戴上，从油布包里抽出一张纸，照着念。那不是准备好的证词——是他自己的清单抄件，上面的每一个孔号、每一个深度，他念得又慢又清楚，像在念一百一十七个老熟人的名字。
“……三号主矿孔，孔深三百一十二米，见矿厚度十七点四米，平均品位——”
他忽然停住了，抬起头，望着旁听席，也望着被告席：
“这个数，我背了二十八年。九零年听说要重新普查，我夜里睡不着，就怕这个数烂在我肚子里。今天，我当着法官的面，当着白建功的面，把它念出来了。”
“它就是那个数。多一个点，少一个点，都不是我石青山测的。”
旁听席后排，有上了年纪的人开始抹眼睛。
……
辩护席上，阎律师站了起来。
这位在证券听证会上铩羽而归的老律师，今天格外耐心。他绕到证人席前，微微欠身，开口很客气：
“证人，我向你提三个问题。第一，你承认这本日志在你手里私自收藏了二十六年，对吗？”
“对。”
“第二，二十六年间，这本日志的内容，没有任何第三方见证、封存、或者记录。换句话说，这二十六年里，它在你手里，想改就能改，对吗？”
旁听席一片哗然。
石青山扶着证人席的栏杆，慢慢转过身，正对着阎律师，一字一字地说：
“律师，我六五年进队，六六年散队，我在勘探队待了一年零四个月。你猜猜，这一年零四个月里，我们队在山上扎了几个月的帐篷？十一个月。十一个月里，我见着的死人，比我前半辈子加起来都多。”
“我们在同一个锅里搅马勺，在同一个帐篷里闻彼此的脚臭味。队长夜里磨牙，梁世勋睡觉说梦话背孔号，商敬亭的算盘珠子崩进过我碗里——这样的日子，你跟我说，我会拿它编故事？”
“我藏它二十六年，不是想改它。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一露头，就有人要跟我抢、跟我毁、跟我翻！今天它上了法庭，一页都没少，编号一页都没错——律师，你说它想改就能改，你改一个给我看看？”
阎律师不为所动，继续第三个问题：“证人，你与本案被告人商敬亭、梁世勋均存在历史恩怨，与本案的审理结果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你的证言，是否可能受到这些恩怨的影响？”
这一刀最狠——先立“利害关系”，再废掉整个证言。
石青山听完，忽然笑了。
他弯下腰，又从油布包里摸出一样东西，双手递给法警：“请递给律师。”
是一张泛黄的合影。一九六六年，勘探队在山顶拍的，十几个人裹着军大衣，站在钻机旁边，笑得见牙不见眼。
“律师，你指给我看，”石青山的声音忽然拔高了，“这上头哪一个是我的仇人？商敬亭？他那年三十一岁，给全队熬过姜汤！白建功？他那年二十五，发窝头的时候净把大的让给别人！”
“我们那时候没有仇人，只有兄弟！是后来有人昧了良心，才把兄弟走成了仇人！”
“你要说恩怨——对，我跟白建功有恩怨。我的恩怨就是：六六年冬天，他把我写的那份真数据压下了，把假数据报上去了。这个恩怨，我用不着藏，我明着说！可我今天作证，不告恩怨——我念的那些数，每一个都有岩芯兜底，岩芯就在省岩芯库里躺着，K—031都找回来了，你去库房里，随便抽一根，当场化验！”
“数，不记恩怨。数，只记真假。”
满庭死寂。
审判长的法槌轻轻敲了一下，只说了两个字：“肃静。”可他敲法槌的手，在半空停了半秒——见惯了法庭风雨的审判长，也需要这半秒钟。
……
休庭前，公诉人做了最后一击。
“审判长，辩护人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日志缺乏第三方见证。现我方提交证据——”
书记员呈上一卷档案。
“省档案局出具的《档案接收证明》及《保存情况记录》。延河流域勘探日志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移交省档案局，共七十五页，页页编号登记。档案局库房保存期间，该档案无任何调阅、拆封、缺页记录。另附——”
公诉人顿了顿，一字一字地念道：
“省地质局岩芯库出具的《岩芯对照核验报告》：证人当庭陈述之一百一十七个钻孔数据，与库藏岩芯实测数据，全部吻合。”
“辩护人所称想改就能改的二十六年——改不了。”
阎律师坐下了，没有再站起来。
审判长看了看时间，宣布：“明日继续开庭。公诉人，请提前通知下一位证人。”
“是。”公诉人合起卷宗，环视法庭，声音清晰：
“明日出庭的证人，是本案同案在押人员——商敬亭。已办理押解到庭手续。”
被告席上，白建功一直微垂的眼皮，在听到这个名字的瞬间，猛地抬了起来。
二十八年了。这两个人，一个台上一个台下，一个证人一个被告，终于要在同一张法庭里，见这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