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律师第二次来会见，把那三页纸推了回来。
“三十七个，我打了二十六个。“他说，“剩下的十一个，不用打了。“
梁博把纸接过来。三页，是他自己凭记忆写的——从第一页第一个名字写到最后一页最后一个，用了两个白天。每写一个名字，后面顺手跟一行小字：交情、欠过什么、能办什么事。
那行小字才是他真正想写的东西。
他这辈子衡量一件事的办法只有一个：把它拆成能比的项。债是这样算的，弯道是这样算的，现在他连人也这么算——谁欠他的、他欠谁的、谁怕、谁不怕。写到最后一页，他在纸边上又给自己加了一栏，两个字：能办。
“说吧。“他说。
“第一个，程先生。“周律师低头看着本子，“空号。我隔一天又打了一次，还是空号。这种情况一般三种可能：换了号、销了号、人不在本地——不管哪一种，意思都一样。“
梁博在那一行后面划了一道横。
“第二个，老霍。通了，是他老婆接的。我一说老霍的名字，她就急了：'他上个月就去外地了，跟他表弟做装修。你们别来找他了，他什么都不知道。'我第二句还没说完，电话就挂了。“
第二道横。
“第三个，中间人。关机，连着三天。“
第三道横。
“第四个，巷子里那家茶馆。我特意开车过去看了一眼——卷帘门关着，门上贴了一张白纸，写着'店面转让'，纸角都卷起来了。隔壁杂货铺说，上个月就不做了。“
第四道横。
“第五个，顺哥。“周律师顿了一下，“仓库还开着，铁皮顶、两台货车、门口有人在搬箱子。我走过去问了一句'这是不是顺哥的仓库'，那人上下看了我一眼，说：'这儿没有顺哥，你找错了。'“
梁博的笔停在那一行上，没有落下去。
这五个人里，前四个他多少算到了。程先生说“想走的人最后都走不掉“的时候，他就听出了一半；老霍说“你别把我拉进来“的时候，他也听出了一半；茶馆那扇门，是他在十月里亲眼看着一点点关上的。
顺哥不一样。
顺哥是这三十七个名字里，唯一一个真正能替他递上一句话的人。他不需要顺哥出钱，也不需要顺哥担保——他只需要顺哥在某个场合说一句“这个人我认得“。
顺哥给出来的，是四个字：不认识他。
他把那一行划掉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洇出一个小点。
那一下他明白了一件事：他划掉的不是一个号码，是一个人。
“还有别的吗。“他问。
“你让我带的那两句话，我带到了。“周律师翻了一页，“一个没回我；另一个回了，原话是'这事我不能碰'。“
“知道了。“
“你还有别的名字吗。“
梁博看着那三页纸。
纸的最上面那一栏，他原本写得很满——那几个“场面上的人“、几个能出钱的、几个说得上话的。现在那一栏里横着一道、又一道，最后落一句“不能碰“，全划平了。
他这才看清：风向一变，能出钱的人比跑的人收手收得更快。他们不是怕他，他们是怕那个册子上的自己。
“没有了。“
“还有一个人。“周律师翻到最后一页，“一位姓郑的女士，昨天托我把五百块钱存进去，还留了一个袋子。“
梁博抬起头。
“她留话了吗。“
“留了六个字。“周律师看了一眼纸，“'我不是不等他。'“
会见室里静了两秒。
“她还说什么了。“
“没留地址，也没说哪天来。她只说，东西是托我送的。“周律师合上本子，“袋子里是一套换洗的衣服、一条新毛巾，还有一盒护手霜。“
“护手霜。“
“她说，你手上有伤。“
梁博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那几处硬得像砂纸。
他很久没说话。他不是在想她——他是在算她。
这件事他其实早就算出了大半：从去年夏天起，两人的通话从一两天一次，慢慢拖成一两个星期一次；末尾只剩两句话，“你吃了吗““早点睡“。她公司在拆分上市，她在加班；他在跑场、在躲风。谁都没有做错什么，那条线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被日子拉细的。
她怕。她今天做的这件事——托人送东西、不留地址、不上门口来——就是“怕“这个字最体面的一种写法。
他能懂。他甚至觉得她做得对。
他拿起笔，在“郑若彤“那一行后面，没有划横。
他写了一个字：缓。
过了三天，周律师又带来一个消息。
“香港那边我打通了一个电话。姓陈的女士，普通话带一点口音，我听着像香港人。“
梁博的手动了一下。
“她怎么说。“
“她说她问过她父亲。“周律师一句一句念，“她说：'我问他了。他说这种事他帮不上，他那几个朋友都是做生意的，插不到里面来。'她还说，她想过来一趟，问你缺什么。“
“让她别过来。“梁博说得很快，“你跟她说，千万别过来。“
“我已经跟她说了。“
“那就好。“
“不过她让我带一句话。“周律师看着他，“她说，'等你出来给我打电话'。“
梁博点了点头，没接话。
他知道陈家的规矩：那条线，家里人一步都不能踩，回来一次就是给人递刀子。他更知道那句“我想过来“不是客套——正因为它不是客套，他才更不能让她来。
他在“陈嘉荞“那一行后面也没有划横，写了一行小字：
她过不来，我出不去。
写完他看了一眼。这两行字并排搁在纸上，像一根被两头拉住的线。
元旦前两天，母亲来了广州。
这是她一辈子第一次出远门。她背着一个装过尿素的编织袋，里面塞着两件旧棉衣、一双布鞋，还有一包晒干的花生——父亲让她带的，说“城里买的没有这个味“。
她在窗口排了一个多钟头。衣服要棉的、不能带绳带，东西不能有金属。她把两件棉衣的拉链和扣子摸了一遍，摸完有点慌：
“那这双鞋呢。“
“鞋可以。“
“花生呢。“
“不行。“
她就站在窗口那儿，把花生一把一把塞回袋子。塞到最后剩一小把，攥在手里攥了很久，放进自己的口袋。
按规矩她见不到人。她从窗口挪到旁边，正好碰上周律师，拉住他问了两句：
“我是他妈妈。他在里头吃饭吃得下吗。“
“你跟他说，家里的药够，别老是挂着家里。“
周律师后来回到会见室，隔着那张长桌，把这两句话念给他听。他还说了一件别的事：她想做保证人，可保证人要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还要跟这个案子没有牵连——她在老家、没有固定收入，办不了。她听完眼圈红了，问了一句“是不是有钱就能办“。
那天梁博把能想到的名字在脑子里又排了一遍，排完摇了摇头。
那三页纸上剩下的十一个名字，他一个都报不出口。
隔了两天，周律师带来一句话：
“有人愿意做你的保证人。“
那个人是老陆。他带着身份证、厂房租赁合同的复印件、一张社区证明和一本存折过来，材料齐全；保证书要在办案机关当面签，周律师陪他去了一趟，当场交了。
“他问过什么没有。“梁博问。
“问了一句你欠不欠人钱。我说你债早就清了。“周律师翻了一页，“他听完就签了，只问了一句'要签哪里'。“
一月初的一个下午，铁门开了。
天阴着，风不大，冷得往骨头里钻。他把东西领回来：皮带、鞋带、一串钥匙、公交卡、三十几块零钱，还有那部手机。系鞋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手有点抖，蹲下去系了两次才系紧。
他走出大门，一眼看见母亲——左边那根电线杆下面，旧棉衣，手里拎着那个编织袋。她没有跑过来，也没有喊，只往前迈了两步，然后站住，两只手在袋子上抓得很紧。
他走过去，叫了一声：“妈。“
母亲抬起手，在他胳膊上拍了两下，力气很轻。
“瘦了。“她说，“回家吧，先回去吃点东西。“
墙根底下有人叫了他一声。是老陆，旧工装，背有点佝偻，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不知在墙边站了多久。
“陆师傅。“
“我不是来接你的。“老陆说，“我担保不了你没做过的事。做过的事，你自己认。“他顿了一下，“我担保你两条：一，你不会跑；二，出来以后你肯蹲下去干活。“
“我认你这双手。“老陆把目光落在他两只手上，“你手上有活儿。“
说完他就走了，肩膀一高一低，一会儿就拐出了那条巷子。
那天晚上，公寓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把手机充上电。一个多月没开过机的东西，一亮起来就弹出一堆过期的短信。他没有看，先把那三页纸摊在桌上。
三十七个名字，划掉二十六个，剩下的十一个他还没来得及动。那十一行里，有两行后面各留着一句他自己写的话。
他把通讯录翻出来，把律师没打通的那几个名字，一个一个拨过去。
第一个是老客户，做建材的。电话通了，那头很吵，像在工地上。“梁师傅？“那人愣了一下，“哎呀……我现在不方便说话啊，回头、回头我打给你。“
当然后面没有再回头。
第二个是当年替他跑过件的修配行同行。那人听出是他，先叹了口气：“你那事我听说了。你自己……你先忙。“
电话挂得很快。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有一个说得最长，也说得最客气：“梁师傅，我这边有五千块，你要是不嫌少，我先转给你。别的我帮不上——你也别再打过来了，我这边人杂。“
“不用了。“梁博说，“谢谢。“
他挂了电话，看着屏幕上那一列名字。
他在广州跑了两年多，赢过东望洋，改过几十台车，跟人喝过通宵的酒，替人垫过钱，替人挡过事。他一直以为这些就是“关系“——关系跟钱一样，是可以存起来的，用的时候取出来。
今天他才知道，这一栏不是存款，是流水。
他还是拨了郑若彤的号码。
响了三声，她接了。
“梁博。“她说。
就这两个字。这一年里她第一次没叫他博哥。他听出来了，什么都没说。
她问他住哪儿、吃饭没有、身体怎么样，一样一样问完，忽然静了一下。他说：“你有事就说。“
她说她公司在做那个项目，天天加班到十一点；她说她妈前段时间问过她一句话，问“你那个朋友的事是不是很大“；她说她不知道怎么答。
梁博坐在那张旧沙发上，听完，说了四个字：
“我知道了。“
那头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不是不等你。“
“我知道。“他说，“你先过好你自己的日子。“
“嗯。“
“我明天再打给你。“
“好。“
那个“好“字很轻，轻得像是被风一吹就散了。挂了以后他没有立刻放下手机，他等了很久，等到屏幕自己黑下去。
第二天他没有打。
第三天也没打。
他把那一行留着，没有划掉。他比谁都清楚：那六个字不是假的，她是真心的。可真心和怕可以同时放在一个人身上——这两样东西都不假，加在一起，就是那通电话的长度。
最后一个号码，是香港那个。
长途的提示音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
“喂？“她的声音比记忆里近，也比记忆里远，“是你呀。“
“是我。“
“你出来啦？“她那头很吵，像在店里，有人在说话，“你出来就好了呀。你过来吧，我请你吃饭。“
梁博握着手机，没接话。
“……哦。“她自己先停住了，“你现在不能到处走吧，对不对？“
“取保候审，不能离开广州。“
那边静了两秒。然后她说：“那我过来。“
“你别过来。“
“为什么每次都是'别'。“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还是软的，可里头的委屈藏不住，“我过来看一下你，看一天，就走，谁会知道嘛。“
“你爸的规矩，你自己讲过的。“
她不说话了。他听见那头有人在叫她，大概是店里的人。她捂着话筒应了一声，又转回来：
“梁博，那你告诉我，我们怎么办嘛。“
他张了张嘴。
这个问题他算过——从被带走那天起就在算：他出不去，她进不来；他手上是一个没结的案子，她手上是她父亲那半辈子的旧账。两样东西摆在一起，中间仿佛没有一条路可以连通他们之间。
“等我这个事完了。“他说。
“什么时候完。“
“我不知道。“
她在那头笑了一下，笑得很短：“你看，你也有不知道的时候。“
“嗯。“
“那你先……好好的。“她顿了一下，“我等你打给我。“
“好。“
挂了以后他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楼下那条马路上一辆车跟着一辆车，都开得很急。这条线没有断——她还站在那里，他也还站在这里。可比断了更难受：断了可以算清，悬着算不清。
他回到桌边，把那三页纸拿起来。
三十七个名字，他一个一个看下去。
程先生，划了。老霍，划了。中间人，划了。茶馆，划了。顺哥，划了。那几个老客户，划了。修配行的同行，划了。当年在酒桌上拍过胸脯的，划了。当年欠过他钱的，也划了。
一直划到最后，纸上一共只剩两行是他自己留的：一行写着“缓“，一行写着“她过不来，我出不去“。
一个在香港，跨不过那条界；一个就在广州城里，隔着一条越来越细的电话线。
这两个人，他谁都不能再拿去麻烦。
还有老陆、周律师、母亲。那不算“能打的人“，那是已经来过的人。已经来过的人，不能填进这一栏。
他把纸翻过来。
三页的背面都是空的。他把最后一页对着灯看了一遍，什么都没有。
他拿起笔，在最下面留了一行空位置——然后连他自己都知道，这一栏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填了。
他翻遍了整本电话簿，没有一个能打电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