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元年，四月末，金陵。
骆知祥这些外放官员陆续离京以後，朝廷上下并没有因此松一口气，反而更忙了。
因为这批人一走，就意味着大明真正开始从吴藩时代的军政体制，向一个天下国家转变。
这不是换个名称，改个年号，把吴王宫改成大明皇宫就好了的。
其实这也是某种对现实和局势发展的真实应对了。
此前吴藩时代，吴藩或者准确来说保义军是纯粹的先军主义，节度军府压一切，军务为先，钱粮为先，打仗为先，凡事只要能支持军队向前推进。
可以说，安全需求是保义军的最高也是最紧切的需求。
而按理说，如今大明已立国了，南方全境基本收入囊中，中原大半也已经归附，三川、凤翔、徐兖、汴宋都在不同程度上向金陵靠拢。
这种情况下，似乎先军制度还能继续下去，毕竟关中和北方依旧有大敌嘛，甚至因为体量大了，可以保持这种制度的常态化。
而军队是最支持保持过去制度，认为很好嘛，没必要改变。
甚至认为现在就距离统一天下还有一口气了，如何能松？就算百姓有点苦，那也是苦一阵子，後面就是好日子了。
这当然是军队是这个制度的纯粹受益方。
以前即便是军、政分立，但实际上，地方刺史都是围绕军队去服务的，那服务和被服务这种状态就决定了，所谓的分立、均衡，那也是一种表面的。
但赵怀安却清楚，这口气还真就不能蓄上去了。
不是他要打压军队，而是军管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对秩序伤害性极强的制度。
是的，它的目的是建立秩序、维持秩序，但它的存在本身又会破坏秩序。
一个最简单例子就是，赵怀安现在非常清楚，此前前都督府高仁厚的部队分驻荆襄各州军管也差不多一年了，但除了秩序的恢复，实际上的成绩是乏善可陈的。
为何？不是说军队在这一年没干活，不治理地方，而是军队的做事风格和属性就决定了绝对强硬，太刚性了，不容下面有讨价还价的地方。
军队分拨任务，给下面的理由就是「前线急需」「军情紧迫」「战机不可误」便压下去了。
地方就算再缺粮，军府一句前线缺粮，便能将粮食调走。
州县说百姓刚刚归籍，还需要休养，军府一句征夫修路，便可把壮丁拉走。
有敢阻挠的，就说这是军机，谁敢延误。
这当然不是说军队上下全是坏人。
恰恰相反，保义军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这支军队的牺牲和纪律，很多武人是真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有资格这麽说话。
可制度不能建立在「大家都是好人」的幻想上。
制度如果必须依赖於掌权者自觉，那就说明这制度本身有问题。
军队一旦长期凌驾於地方行政、财政和司法之上，那再好的军队也会慢慢变味。
因为人会习惯特权。
今日是为了打仗，先调一批粮；明日是为了修营，先征一批夫；後日是为了酬功，那能不能再占一片田呢？
一开始都是有理由的，但理由用多了，便成了规矩。
再往後，军府不需要解释，地方也不敢问，百姓更没有地方说理。
到了那一步，保义军和过去那些藩镇牙军有什麽区别？
无非就是打的旗号更好听，纪律一开始更严罢了。
赵怀安最怕的，就是大明打着终结藩镇的旗号，最後自己变成了个大号藩镇。
而且先军制度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坏处，那就是它会天然压制文官体系和地方治理能力的成长。
军府什麽都管，地方官就会习惯於等命令。
出了盗贼，等军队来剿；缺了粮，等军府调拨；修路修桥，等军队派夫；甚至连断案，都要看驻军脸色。
这样久了，州县官就不会真正思考如何治理地方，只会变成军府帐房和传令吏。
这在战时也许效率很高，可放到天下治理里，就是灾难。
因为天下不是一个军营，百姓也不是战士。
比如说征粮。在先军制度下，征粮就是军府要粮，地方想办法，最後压力一层层压到百姓头上。
这种情况好像和田税差不多，但实际心理上却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田赋有定额，有期限，有帐册，有减免，有灾荒蠲免，还有不得额外加派的禁令，虽然一般也执行不到位。
但对於百姓来说，交税是某种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他们天然就会服从。
还有徵夫。
军管时，修路、运粮、筑城、搬运，常常一句军令下去，壮丁便要上路。
这在战时没办法，可平时长期这样，百姓就不敢安心耕作。
因为他不知道什麽时候家中壮劳力会被拉走。
而常态制度下，这些其实就是徭役，但百姓却愿意接受了。
为何？还是同样一个原因，心理预期。
预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黄金更重要！
总说有恒产才有恒心，但有恒心才有恒产！
其实这就是管理的本质，管理就是管理人的预期，而好的制度就是让人心甘情愿去遵守。
其实赵怀安之所以要向天下国家转变，也是他已经从下面了解了众多的民众情绪。
赵怀安不是一个被理想冲昏头的人，因为他在两个人生的前六十多年，都是底层出身，所以他非常清楚老百姓到底是什麽人。
一个典型的例子，你让老百姓捐百万支持爱国，他双手支持！但你让他捐一头牛，那万万不行，为何？因为他真有一头牛。
现在大明这块就是这样的，以前日子苦的时候，大家一起苦，反正都是只能有一口饭留着，那上面要什麽就支持什麽。
但现在，情况变就变在，形势好了，地盘大了。
形势一好，老百姓手里有了余钱，就企盼更好的日子，你让他将自己努力攒下来的，再去全部支持上面，那嘴上愿意，心里是真不愿意。
而地盘大了呢，老百姓就对危险没认知了，也就是觉得和他没关系。
很简单，现在大明的战线已经推进到黄河一带，这里面是打生打死，和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人来说，有什麽关系？
所以你以支持统一天下为理由去征他们的税，他们能愿意？甚至他们还会觉得，为了统一要过得差，那不如不统一算了。
这种心态不是什麽素质不素质，道德不道德的，它就是人性。
你不能以个别的优势者为标准，去要求所有人，因为天下人的情况真不一样。
已经吃上三菜一汤的，和那些才恢复秩序的，就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强行要求如此，那就会动摇大明刚刚建立的民心和威望。
可反过来，要是将制度从先军制度向天下治理的常态化转变，那情况就不同了。
以税收的形式从各地收取钱粮，然後转头作为北伐的专用款，就成了一个不断刮肉却不痛的常态情况。
这和後世赵匡胤攒封桩钱一样，就是一点点攒下统一战争的本钱。
此外，常态治理还能把军队从许多不该管的事情里解放出来。
军队就是军队，它的本职是训练、守边、作战、保卫国家。
如果让军队长期管理地方，它表面上权力很大，实际上战斗力反而会被腐蚀。
一个将领天天想着地方那点事，那还剩多少精力用在军队上？
军队就是军队，它是守夜人，而不该是社会的中心。
这不是因为赵怀安不信任自己一手创建的保义军，而是因为他太了解权力。
权力只要不被边界约束，就一定会自己膨胀，这是它的属性，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
今天是为了方便，明天就是为了利益，後天就会变成理所当然。
到最後，连最初的好人都会被制度推着变坏。
赵怀安不愿意让这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兄弟，最後变成他们当年最恨的那群牙兵。
所以他宁愿在统一天下之前，就把制度转型这件事做起来。
这当然有风险。
军队肯定会不满，甚至短期内，效率一定会下降。
毕竟过去军府一句话能办成的事，现在要户部核帐，兵部发文，州县执行，御史监督，来回折腾，看起来慢了许多。
但赵怀安知道，这个慢是必须的。
快有快的用处，慢也有慢的道理。
大明不能永远停留在战时状态。
否则，哪怕它统一了天下，也会和当年大秦一样，因为停不下来，最後走向崩溃。
说到底，大明不是保义军了，也不是吴藩了，形势变了，阶段变了，那原先能是必要的制度就不合时宜了。
……
但要想以正经的税收来供养军队，并积蓄北伐的力量，那就必须先弄清大明现在有多少家底。
所以到了四月末，金陵城里的政事堂，几乎每日都是灯火通明。
张龟年、王铎、袁袭、赵君泰、严珣、何惟道、裴德盛、豆卢封、赵六等人轮流入值，六部尚书、诸寺监、十二院主事、都察院御史也常常被召进来议事。
赵怀安在政事堂第一场大议上，先定了一个规矩：
「新朝头三年，不求花团锦簇，烈火烹油！」
「地方官不要搞什麽祥瑞、万民伞、也不要动不动就汇报什麽父老感泣、百姓踊。」
「朕只要实数。」
「如今治下户口有多少，田亩多少，仓储有多少，水利损坏几何，学校开了几所。」
「朕不要虚的，朕要这些实打实的数字，让朕晓得我大明现在到底有多少家底。」
「三年，三年朕要一个崭新的大明，而不是承积前朝之弊的旧摊子。」
这番话一出，众臣心里便都有数了。
陛下是要清乱世留下来的积弊。
因乱世而存在的逃户，荒田，亏空，冤狱，豪强兼并，官吏舞弊，以及百姓对於整个天下被战乱打碎後的那种麻木与破败。
以上种种，都要在这三年改变！
所以朝廷第一步，就是发起了「六清」。
即清户口，清田亩，清仓储，清刑狱，清军户，清寺产。
名字听起来朴素，可件件是大事，是要害。
……
其一为，清户口，是为了知道天下到底有多少人。
乱世里，最荒唐的地方就在这里，官府明明每年都在徵税征夫，却根本不知道治下到底有多少活人。
旧册上写着三万户，可真去村里一看，也许只剩一万五都不到。
有的人死了，有的人逃了，有的人投附豪强，有的人躲入寺院，有的人被旧军收作部曲，有的人跨州流移，已经在别处安家。
治理地方治什麽？不就是治人吗？要是一个地方户口都不清，那所有政令不都是纸上谈兵吗？
其二是清田亩，定税基。
田亩不是一块地那麽简单，它背後是粮食，是赋税，是百姓的生计，是国家的根基。
战乱以後，大量田亩撂荒，原主逃亡或死亡，地方豪族、寺院、军头趁机吞并，这几乎是到处都发生的事。
可朝廷也不能简单说，凡战乱中兼并的田一律夺回。
那样看似痛快，却算是打断了地方生产。
为何？因为现在说一千道一万，如今能组织生产的就只有这些土豪和地头，这就是目前的现状，即便赵怀安再不愿意承认。
而直接一刀切将土豪们的土地，尤其是已经种上的土地给分出去，那就相当於将这些还能组织生产的力量彻底打击得没有积极性。
在目前阶段，大明是需要这些人起模范带头作用的！
所以赵怀安给出的办法是分层处理。
有原主可寻者，先归原主。
原主已死，有近亲者，近亲可领回耕种。
无人认领而被豪族占据者，若已开垦种植，可由其继续耕作，但必须入册纳税，不得私藏佃户，不得逼良为奴。
若豪族借乱侵夺有主田，又打死打伤原主，或伪造契书，那便是刑案，直接交相关法司处置。
这个分寸很难。
因为它既不是平均主义地一刀切，也不是承认所有既成事实。
赵怀安承认乱世之後地方生产需要恢复，也承认有些豪族确实有组织能力，可他要告诉地方上这些豪族，朝廷是不会允许你们把战乱中抢来的东西洗成祖产，最後说个这一切都是祖宗奋斗得来的。
公平有很多种，而赵怀安目前先做到的，就是公平纳税！
……
其三便是清仓储，此举是最事关大明家底的一项。
这一点在宋州水灾之後尤其重要。
那一次救灾，赵怀安几乎把两淮、江东能调动的粮船都调了上来。
如果不是吴藩这些年一直重视仓储、漕运、船队，宋州那场灾就不可能救下来。
也正因为如此，朝廷更加明白，仓储攸关国家底蕴，事关军国大事，不可懈怠。
所以大明开国之後，第一批派下去的御史和粮台官，重点就是查官仓和义仓。
不是坐在堂上听仓曹报数，而是直接到地方开仓验粮，抽袋称重，分辨新粮旧粮，霉粮好粮。
赵怀安甚至专门让工院设计了一批新式仓牌。
每座官仓门口都要悬牌，写明仓名、储粮种类、上次验粮日期、负责官吏姓名。
……
其四便是清刑狱，这是为了整肃地方风气，开创新朝气象的重要之举。
为何自古新君即位都要大赦天下？就是为了显示天子仁德，海晏河清，没有作奸犯科之辈。
但赵怀安却还是要清一下以往的犯人，确定到底是何等罪责。
这里面固然有盗匪和杀人犯，但更多的却是欠债的、争田的、被豪强送进去的、被衙役勒索不成的，案子拖了几年没人管的。
一个人进了狱，若家里没人送钱，便可能死在里面。
所以赵怀安命刑部和都察院定下新规，州县官每十日点狱一次，道一级按月抽查，刑部按季巡按。
凡久押不决，必须列名上报。
民讼债讼不得与重犯同押。
狱卒私收钱物、加镣、断食、传话勒索者，重则流放，轻则杖责革役。
这条政令一下，天下州县狱卒自然是怨声载道。
但怨也没用，赵怀安最恨这种人。
在他看来，盗贼害人是害人，狱卒害人却是披着王法的皮害人，这比盗贼还可恶！
所以，天下是要赦的，但司法刑狱也是要梳理清楚的。
……
其五便是清旧军，这是为了彻底拆除乱世军政遗留。
在保义军收复的很多地方，如今名义上是归附大明，可实际上依旧有大量的旧军、土团、寨兵、牙兵盘踞。
这些人号为百姓，但实际上家家有刀，又有往日的关系，一旦地方官触及他们利益，他们就会化身最危险的阻力。
所以赵怀安肯定是要清理这些人的，其办法不是一味裁撤，而是整编。
能打的，入各卫所军；老弱的，给田归农；有罪的，法司问罪。
地方乡兵若确有保境需要，则改为巡检弓手，登记姓名、兵器、住处，拆散分配。
总之，大明要在地方上彻底垄断武力，而地方上原有的那些力量，要被招安，要麽就是被拆散，没有第三条路！
最後这一清，就是清寺产。
这一项最敏感。
唐末乱世，寺院不只是宗教场所，更是经济实体。
寺院有田，有粮，有佃户，有僧兵，有仓窖，也有大量不入户籍的人口。
有些寺院确实救济百姓，收养孤儿，施粥施药。
可也有大量寺院趁乱兼并土地，收纳逃户，逃避赋役，甚至放高利贷。
对这件事，朝中争论很大。
有人主张直接抄寺，认为天下财赋多入浮屠，正该借开国之威一举清理。
也有人认为佛寺遍布天下，若轻动，恐怕激起民乱，且赵怀安此前对佛门并不苛刻，突然转向，会伤朝廷信誉。
甚至朝中很多人的母亲、家眷都普遍信佛，认为对佛祖动手，心里压力巨大。
最後赵怀安反覆思考後，决定也是采取限制的态度。
首先就是寺田、僧人必须登记，只有那些持戒修行者，可以保留僧籍；其他人必须还俗回家。
寺院用於佛事、救济、学堂、医药的田产，可以按规定减免。
但寺院私占民田、藏匿逃户、放贷逼债、私蓄兵器者，一律要处理、清退，没有任何讨价划价的余地。
此外，如果寺院开设义学、医舍、粥棚，州县也会给予旌表。
总之，赵怀安对佛产的主要态度就是这样，引导限制改造，却不是简单来一令，灭佛吧！
这就很赵怀安。
他不在乎你是什麽身份，也不在乎你喊什麽口号。
你能为大明服务，能为百姓服务，你就能有一席之地！
从此你不是世外的佛教，而是大明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