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长安街上的梧桐和银杏在夏至清晨的太阳刚升到东边楼顶时就被全部照亮了——不是春天那种斜斜的金色，是夏天正午前就已经变白的直射光，从叶片正面打上去，把每片树叶的叶脉都照成半透明。树洞里的小风这一天接收到的光照总时长比冬至多出了好几个小时——但全是散的：不是一整束从树冠顶层直射而下的灯柱，而是被无数层银杏叶反复拆分、打弯、反射之后散成的小块小块的光片。没有一束是完整的——但叶片上几乎所有位置都被覆盖了一层极薄的、均匀的碎光。不集中，但面积大。
周雨在夏至清晨蹲在树洞前用铅笔量树洞内侧的光斑移动速度。这是她观察日记里最量化的一页——她在纸上画了一个时间—位置坐标系，从日出开始每隔一小段时间测一次光斑边缘离树洞内壁的距离，用尺子量，精确到毫米。她写了几段极其简洁但沉甸甸的句子。然后她把这页日记合上，开始画起画儿来。
欧盟委员会在夏至前两天向所有缔约国正式发布了《神经权利公约》修订版表决结果的公告。这份公告在布鲁塞尔时间下午被各通讯社转载为“公约首次将神经数据的伦理边界写入具约束力的国际法条款“。大多数媒体的标题集中在“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份对侵入式神经接口的伦理边界做出强制性国际法承诺的多边协定“——这个概括虽然不精确，但在传播层面是有效的：公约的法律约束力此前一直停留在“框架性建议“层面，修订后首次将若干条款升级为缔约国必须在国内立法中落实的刚性义务。
但对张薇来说，公告里最重要的一个字不在媒体的标题里。它藏在修订公告正文的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的第五节技术注释中。这一节的措辞在玛丽亚·冯提交最终草案之后被布鲁塞尔的几位法律语言专家反复审校，去掉了所有多余的从句——保留了极简的核心：
“各缔约国应确保——在影响公民获取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险分配的所有效能评估系统中——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包括数字化效能评分模型）默认校准假设不存在有系统性偏误的维度缺失。当校验证据表明确有预置的维度偏误时，决策层必须在该统一评估体系的正式适配版中将适当的排除项和修正加权予以公开——在向全体评估目标人群正式公布的文本中完整披露。任何基于非中立性评估标准所产生的排序结果，不得将尚未经过独立验证的默认排序作为确定公民权利分配的唯一依据。“
张薇在这份公告的电子版上反复读了这段注释。她逐词逐字读了至少好几遍。每一次读到“默认校准假设不存在有系统性偏误的维度缺失“时，她的手指都会在字面上停一下。这是一句她自己的论文在经过了玛丽亚·冯的公约语言转化后的成品——不再是p值、回归系数、统计显著性，是关于“任何基于非中立性评估标准所产生的排序结果“的禁止性条款。数据变成了法律——数据的表述方式在变，但它承载的东西没有变。
公告发布当天傍晚，玛丽亚·冯给张薇发了一封邮件。邮件正文只有一句话：
“张教授——那页我用了大约二十年来读的盲文，现在被印在了可以被人手翻到的索引页上。如果有人问起——我不在作者栏。作者是你在亚洲多个城市逐条清理数据授权条款的那些深夜。我不过是担了个轻省的任务——把它放进合适的位置。“
张薇在新加坡自己的公寓里收到这封邮件时，窗外暮色中的菩提树叶正在热带的晚风中翻动。她读了这封邮件两遍。玛丽亚·冯第二句话写的是“我不在作者栏“——对于一个在公约文本中主导了所有措辞起草、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把张薇的论文从学术语言翻译成法律语言的国际伦理学家来说，这句话的放弃程度是巨大的。张薇没有回复——她把邮件存在“重要“文件夹里，然后把窗台上那盆养了很久的兰花转了个角度——她从上一个实验室离开时把它带上了，现在还在长新叶。
然后她打开自己的论文预印本，在致谢页末尾缓慢地加了两行字——“特别致谢玛丽亚·冯教授。是她把一张统计表格变成了一份所有人都有权翻阅的权利清单。在人类漫长的法学史上，好的法律语言应当比它所引用的科学论文更易懂。她做到了。“
同天晚上，赵豫章在办公室里收到了外交部通过机要通道转来的正式照会——照会的原件是布鲁塞尔发出的多语种公告中的合众国官方语言版本，附有外交部国际组织司起草的一份关于关键条款对合众国国内法律秩序影响的初步分析。分析报告的语言极其克制，但核心信息是明确的：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要求缔约国将非中立性效能标准审查纳入国内法。如果合众国在公约的后续签署和批准程序中不提出保留条款，则国内法必须回应“禁止将未经验证的效能排序作为公民权利分配的唯一依据“这一法律义务。
赵豫章把照会全文和外交部的分析报告并排摊在桌面上。窗外夏至前夕的夕阳已经从长安街西侧慢慢滑下去，银杏叶片上最后一片余光被收进了夜。他逐页读完了全部文件——然后拿起钢笔，在分析报告封面上写了很短的几行字：“公约修订版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请法工委牵头，会同外交部、工信部、教育部，在公约签署前的法定审查期内完成国内法兼容性评估。重点：不审查公约是否符合国内法——审查国内法在公约生效后需要被调整的范围。该调整的不拖延，该保留的公开说明理由。“
他把钢笔帽旋回去。然后从抽屉里取出那份已被反复叠过许多次的旧便签——今天没有写字。没有划字。他把便签翻过来放在桌上，笔压在纸上，没有动。窗外夏至前夜的长安街已经静了下来，远处隐约传来洒水车经过的低沉嗡鸣。
这晚他没有往抽屉底层放新的便签。不是因为没有问题要问——是因为那个问题在小满闭门报告中已经被他说出口了。现在需要的是法工委的国内法兼容性评估——把它从“一个议长自己画圈的追问“变成“一整套制度必须被正式打开去审视的入口“。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窗外银杏和构树在夏至前夜无风的微光中安静地并肩站立。
夏至当天，韩世清在办公室里收到了方涵转来的公约修订公告的打印件和她自己整理的一份关于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中“非中立性效能标准“概念与赋分制临界阈值之间法理关系的初步分析。方涵的分析写得不长——她在教育部这些年的工作把她从一个被韩世清“吓到“的年轻司长塑造成了一个能独立用法理和数据对话的部级官员。她的初步分析的核心论点是——
“公约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禁止以非中立性效能标准作为权利分配的唯一依据'——这一条款的法理结构与赋分制的临界阈值在底层逻辑上高度一致：两者都要求排序系统在产生排斥性后果之前预设不可突破的底线。但公约的表述比赋分制当前的法律定位更强——它不是给末位加一个缓冲，它是在要求排序系统自证测量工具本身没有把初始不公固化为统计数据。“
韩世清在她这段分析下面用红笔批了一句——“赋分制运行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在国际法上有说服力的框架来为临界阈值提供外部合法性。公约第二十一条——也许就是。“
他把方涵的分析和公约公告并排放在自己面前，然后给方涵打电话，语气比平时轻快了一点——不是不忧虑，是他终于在一个国际法文本中读到了和他共享了多年底层逻辑的措辞。“方涵——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禁止非中立性标准作为唯一依据——它对应我们那三项原则里的哪一条。“
方涵在电话那头翻文件的响声传过来。“不交叉——不交叉在理论上就是拒绝把飞升积分的效能排序作为赋分制退回评估的唯一参考标准。公约把'唯一'限定在权利分配的法律决定上——我们的法律语言只需要把'唯一'扩大到行政惯例层面。公约给了一个很好的法理参照系——不必完全复制，可以深度适配。“
韩世清在电话的这端把她说的最后八个字记在了签字笔记本里——“不必完全复制，可以深度适配。“他挂掉电话后靠在椅背上，窗外夏至上午的阳光从窗子斜打进来，照在桌角那本放在公文包旁边的旧习题集封面上。
他把习题集拉开，翻到最后一页——“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因为总有一个解法的第一步不在统计中。“虫洞还在。他用手指在“第一步“的“一“字上轻轻按了按。然后拿起钢笔在方涵分析报告的空白处写道：“第一步不是公约本身——是公约给了我们一个正式的说法，让护栏不需要再在一个个决议中反复靠自己发声。护栏有了父文——我们是母本。“
夏至后第一天，孟正则收到了工信部国际司编译的公约修订版全文以及一份外附的“对工信部现行和拟议各项标准可能构成之影响“的内部预评估报告。预评估报告的语言极其谨慎，每一条都是一半合规一半保留——合规的是第二十一条的表述在字面上可以被国内大部分现有法规框架在不修订的前提下兼容；保留的是“非中立性效能标准“这个概念如果被广泛解释，可能会对飞升积分试点的底层效能评估量表的校准方法构成外部质询。
孟正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逐段看完这份预评估报告。他看完之后没有立刻写下批语——他把报告平放在桌面上，从笔筒里拿了一支铅笔。这支铅笔的笔尖不是很尖——他一般用钢笔做正式批语，铅笔是他用来给自己写疑问的。
他在预评估报告末页的底部写了几段话。字体不大，铅笔色有些淡——每一笔的收尾处都和他父亲当年写家信时的习惯一样略有点上翘。
“公约第二十一条的逻辑不违反飞升积分的底层目标——飞升积分的初衷是让效能透明，不是让效能替换人的权利。它在表层和公约是不冲撞的——真正可能冲撞的是飞升积分在实施几年——也许更短——后被下游商业机构以各种形式嵌入到准入判断之后——嵌入得越深，标准的中立性越会被侵蚀。公约真正触碰的并不是工信部眼前的事——它触碰的是几年后我们这个方向可能自然走向的位置。我没办法在今天宣布飞升积分会自然走到什么位置——我只能说：在被工业界多轮深度嵌入后，效能的排序可能变得越来越难以从商业准入层面分离。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刻——公约第二十一条就不是国际法参照——是我们在国内反思时逃不掉的坐标。“
他把这段写完后又停了一下。然后在这页的下面加了一句——他很少这么写：
“如果我被证明有生之年推动飞升积分这件事会造成长期不可逆的排斥——我不会活着看到那一天——但方涵会看到。我在此写这句话时不知道它的结论是什么。我只是觉得一个人不应该等到那一天才去做记录。“
他没有把这句话擦掉——也没有放进密码柜。他把这张纸从预评估报告上撕下来，对折夹在笔记本的塑料内页里——和他在谷雨表决之后写的那些小纸条放在一起。然后他用钢笔在预评估报告的扉页批了一行正式批示：“交与技术标准司——启动对效能评估量表默认校准数据集中性别偏误的独立核查。核查范围覆盖目前所有已备案用于飞升积分试点的评估框架。核查结果日后纳入标准修订案的校准附录。“
窗外夏至后的正午阳光已经把长安街上的梧桐叶晒得油亮反光。孟正则站起来走到窗前往下看了一眼——银杏树和构树还在同一个树洞里。他不知道那棵构树在芒种被银杏挡住正上方全部直射光之后是怎么活下来的。但它在。
夏至后第四天，韩世清和秦铭向中枢提交了《排序系统通用护栏准则预研》的正式草案。赵豫章在夏至前已对草案作了初步批阅——他在法工委定稿的“周期性再校准条款“旁边加了一句——“再校准不应当视为对原始校准者的追责——应当视为对所有持续运行中的排序系统必然产生偏离初始假设自动补偿性的制度纠正。“秦铭读到这句时抬头看了韩世清一眼，说议长在写这句话时不是以政策制定者的视角——他是以工程师的视角。排序系统在运行中会有漂移，漂移不是人的错是一个物理术语——是信号。
收到这份草案的同时，赵豫章又另外收集了方涵提交的护栏第二批跟踪数据。这批数据的量比芒种初筛时大了不少——试点单位从早期的几个省扩到了更多地区，回传的数据字段更全。方涵在第二批评估中重点核验了芒种初筛发现的不交叉异常查询——由韩世清协调信息安全中心排查后确认，全部来自省级社保系统的一个未及时打补丁的数据接口程序，查询本身没有窃取数据，但接口程序遗留了若干早在义体风湿首批监测数据试点时期被内部备忘录标记为“待更新“的旧痕。方涵在护栏跟踪表的“排查情况“一栏里逐条填了“不可用“或“已拦截“。在备注栏里她写了一段对技术部门措辞的观察——
“信息中心最终的技术通报文字，在一处极长的从句中藏了一个重要的状语——'——本次排查基于目前已知的安全基线，不能排除未来更新版本系统出现同类型接口未备案跨系统调用。'这句话在安全技术报告中是常规表述——但翻译成护栏评估的语言意味着——不交叉原则在技术上的护城河不是一步建成的。它需要每次系统版本更新都做独立的跨系统兼容验证。护栏不是在建的时候长到位的——是每推一个版本就要重新砌一次。这是护栏最消耗资源也最重要的形态——动态。“
韩世清把方涵这段话用红笔框起来，在旁边画了一个明显的星号和两个字——“动态。“然后他把方涵的报告附在自己的季度评估总结后面，在上面批了一行——“护栏不是预设好的一堵墙——是需要每一次系统更新都重复确认的过程。请法工委在通用护栏准则中加入关于版本同步审查的条款——要求任何涉及效能数据的系统在版本更新时附带护栏合规声明。“
窗外的夏至芒种后已逐渐转入小暑前的酷热。长安街上的梧桐叶有些被晒得卷了边——银杏叶的蜡质层在高温下被晒出了一点几乎看不见的反光白斑。树洞里的小风还是斜长着，只在侧面接了盛夏的光。
周明远在夏至后第三天收到了那份意外的邮件。邮件是由国际神经伦理学会秘书处发出的，抄送玛丽亚·冯和WHO神经技术伦理工作组的联络人。邮件正文很短——三句话。
“周先生——学会和WHO计划在今年秋季联合举办'神经技术与人权'国际专题会议，诚挚邀请您作为'脚注87'亲历者在开幕式上发表个人陈述。学术数据在会议中有足够多的报告人——我们需要一个真实的人。不是数据点，不是被试编号——是经历这些事的人。陈述内容不需要涉及技术细节，不需要讲效能评估，不需要回应任何政策议题。只需要您用自己的语言告诉台下坐着的几百个人——您经历过的那几年——从小腿的感觉到测试数据到数据变成了公约条款——那段时间对您意味着什么。“
周明远把邮件打印出来——他不习惯在手机上看长信。他把那张打印纸在手里翻了面看了看背面空白。然后放在茶几上，等到傍晚林晚晴回家。
她换了鞋，走到茶几前端起已经变凉的水喝了一口，拿起打印纸逐字读完。看完之后她把打印纸放回茶几，在沙发上和他面对面坐了一会儿。
“你去吗。“
“不知道。我在想——他们会坐什么座位。几个人一排。前面多少排——我从来没有在国际会议上以'真实的人'的身份发过言。以前是坐在侧面的小房间里面对委员会，或者面对一张长桌子，和一面白墙。这一次是面对几百个经过挑选的人，坐在观众席上。他们不会问我数据——他们会问我感受。我不知道感受能不能被讲出来——讲出来的感受还是不是感受。“
林晚晴从桌上把自己那杯喝完的空杯子拿起来，走到厨房又倒了一杯温水，端回来放在他面前。
“你以前在回调日志里是怎么写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书房的书架上拿回一本旧笔记——那是他回调期手写的排异日志，封面用铅笔写着“第3册——回调期“——里面密密麻麻记了好多页。他翻到中间某一页，把她当初用红笔圈过的几行字指给她看——
“自主感评分持续偏低很多天。写不出具体缺失在哪。不是运动精度的数据恶化——控制精度一直在提升。是那个'是我在做'的短句在我脑子里不再自动出现——以前每次伸手开门都会同步感受到'是我——在——伸——手'。现在伸手之前这个句子不见了。不是不能开门：是把门推开——动作全部完成——然后过了半秒才在意识中接收到'刚才那下——或许是你在推。'不是明确的分裂——是模糊。像在雾里看自己的手。“
林晚晴等了片刻，然后轻声说你不用想发言稿。把这一段翻译成你能在现场说的平常话——去掉“自主感评分“，去掉“运动精度“，就用你日记本上最前面那段——“每次推开那扇实验室的玻璃门，我都不确定推开的动作是不是我的——不是门打不开——是开了之后我在想：刚才是我推的吗。“就这样说。
他将打印纸折好放回公文包，说再过几天考虑。窗外夏至后的夜色已经凉下来。银杏和构树的影子在路灯下叠在一起贴着小区的水泥地，枝条各自在各自的层位上轻轻摇晃。
布鲁塞尔时间夏至后第一个周二上午，玛丽亚·冯在公约修订表决后的首次公开访谈中接受了一家瑞士独立媒体的专访。记者的问题聚焦在“公约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是否过度限制技术发展“。玛丽亚·冯的回答很简短。
“你把手放在桌子上。你看一下你自己的手背。你可以数一数手背上的毛细孔——你一辈子都不会数完。公约第二十一条保护的不是手背上的毛细孔——保护的是这个人在看到自己手背时确认'这是我的皮肤'的那个确认过程不需要被任何外部审查打断。如果你把'这是我的皮肤'之后被要求提交的校验报告打成压缩档发给一个你从未见过的二级复核人员——你在那一秒已经半生活在没有皮肤确认的情况下。公约第二十一条就是用全部几十个缔约国联合声明的形式恢复了这一秒。“
她说这段话时没有看稿子和提示屏。这段采访在当天下午由瑞士媒体以音频和文字两种形式发布，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之后在各国神经科学界的内部邮件链中传得非常快。合众国中科院的一位研究员在转发邮件附注中写道——“'你在那一秒已经半生活在没有皮肤确认的情况下'——这是公约成立以来最不是技术术语的法理阐述。但它比任何一篇论文更精确。“
玛丽亚·冯在这段采访播出后回到办公室。她打开那本她写了很多年的笔记本——里面最早的一页还留有她在布鲁塞尔雨夜写下的那句话——“我用了二十多年批评合众国模式，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我的批评也是一种对象化——我把活着的人的痛苦变成论文的严谨数据，把他们的犹豫变成案例分析里的'伦理困境'。“
现在她在这页下面加了一行字。
“我用了二十多年来批评别人。然后我花了剩下的一些年，把被批评者自己的数据变成了他们的保护——不再是我替他们说话，而是把被忽略的人推到前台——前到踩在桌子最中央的那排话筒上，让所有人看到这些人站在公约条款中的位置。不是导师——是通道。“
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办公桌抽屉。窗外布鲁塞尔夏至后的傍晚天空还亮着柔和的蓝灰色暮光。远处欧盟总部大楼的星环旗在几乎没有风的气流中缓缓微垂。她关上抽屉，没有锁。这锁之前被换过一次——在谷雨之后的一个夜晚，那把她已经用过多年的旧锁忽然坏了——卡在抽屉前——但她从那时起就没有拿去修过。抽屉可以不开——但锁不想再上了。
夏至后的第二个周一，方涵在护栏第三批评估数据中发现了一条新的趋势。这条趋势在芒种和夏至时的数据中还不明显——因为退出申请的样本量太少——但在这批新数据中，退出人群的“信息不完整“标记与银行信贷评级自动下调之间的关联已经可以被初步勾勒为一条低度显著的相关线。她在护栏跟踪表的相关性分析中列了两个数——退出前评级中位数比退出后的同一组客户大约偏低一些，降幅的中位数受样本量限制对统计显著性的影响不敏感。但趋势方向是一样的。
她在分析备注中写道：“受限于样本量——统计显著性和因果推断尚未可分离——但方向是一致且单向的。仅在此阶段作为预警信号提出——在出台任何判读结论之前需要多中心的交叉验证跟踪研究。但在技术验证期内，本信号应被授予独立观察等级——不要求行政介入——但应禁止在观察期内扩大效能积分在金融准入中的授权范围。“
她把这条预警信号用橙色标注发给了韩世清，同时抄送给了法工委秦铭。秦铭收到邮件时正在修订排序系统通用护栏准则的建议稿的终版措辞。他把方涵的这条预警信号贴到自己的屏幕上，然后加了一条脚注到建议稿的金融扩展条款中——“在护栏生效时段内，凡具有可观察数据表明效能积分被商业机构自发嵌入的领域，应在此期间内维持数据监测等级不变直至多尺度交叉研究可单独确认信号的有效构成。“
然后他给方涵回了一条只有一个词加三个标点的消息——“收到，跟进保留。“
夏至即将收尾，太阳直射点即将从北回归线往南回。长安街上的梧桐树和银杏树在小暑前的高温中各自守住各自的叶片。周雨在树洞前用她最早买的那把已经脱了很多次漆的木直尺，量了树洞内壁从夏至以来全部光斑的全天平均移动轨迹。她把测量数据画成一张带有时间轴和位置轴的长条记录图，图的下方用铅笔写道：“夏至的光最强——但最长——阳光在银杏叶之间被拆散了上百次。够所有叶子分——不够任何一片叶子饱。所以小风的叶子全都薄薄地亮着——没有一片最亮，没有一片完全不亮。“
她根据这些测量数据画了很精细的第十二幅画——标题为“夏至：碎光“。画面上是小风侧枝上一字排开的叶片。每一片叶子的表面都被她用极细的十字线拆解成极小极密的小格，每个小格对应一个散射光斑，格与格之间的边界不划线而是由不同深浅亮度之间渐变过渡——分布在整个叶片表面均匀覆盖。和“立夏：斜长“那幅不同——光不再是侧面来的单一方向，是被银杏中层叶片反复反射之后从杂乱的角度同时照过来的。光很碎，方向也不一致——但每一片都在大面积地亮着。画的最下端写着：“不是一束光，是很多碎光——每一束从不同的银杏叶之间穿过，各自各自地照。小风的叶子上没有一处最亮，也没有一处最暗。这也许是最公平的分布。“
林晚晴在画的背面用红笔写道：“这是你们的父亲从小腿植入开始走了十来年试图在数据里找的那条曲线——不是正态，是均匀。不是重心集中在前面——是每一片叶子都有一份。不是完全平等——但不偏。你画出了他算不出积分图。谢谢你。“
她把画压在玻璃板下，和之前所有的画按时间顺序排在一起。从“暖色手与亮色手“到“冬至“到“清明“到“小满：斜长“到“芒种：虫孔是光“到“夏至：碎光“。三四年的跨度，十二幅画。画布的格局从两只只分不同颜色到整片银杏下所有根系互缠——画的主人在画的过程中已经变成了她自己。
同天夜里，周明远把他在今天上午收到的新测试数据安全审计报告放在茶几上，然后给国际神经伦理学会的秘书回复了那封挂了好几天的邮件。他最后只写了两段话——没有开头称呼，没有结尾签名。
“我接受邀请。在你们让我站起来说话之前——我不会准备讲稿。我只想确保一件事：在你们印刷会议手册时——在议程的发言标题一栏，不要把'脚注87'印在任何地方。
“请印我的名字——周明远。他来自北京，小学在望京上过几年课，父亲退休前在社区花园做花匠。他曾作为早期神经接口测试阶段的被试。他花了十几年来理解'被试'和'人'这两个词有区别——发现它们不同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他想用几分钟告诉台下的人：差距不是数据可填充的。如果你想了解这十几年——你去看完他的全部病历、排异日志、效能等级评估和他女儿的所有画。谢谢。“
他把这封邮件发出去之后没有再看屏幕。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拿起手机给他母亲拨了电话。手机拨通之后他刚说了一两句，母亲在那边问了这个季节北京热不热、雨雨吃饭好不好。他和以前一样一一回答，然后说完就停了——没有告诉母亲秋天要去开会的事。窗外的银杏树在夏至末段的夜风中轻轻翻动着叶片，构树仍然斜长在同一个树洞里，和银杏共享泥土已经好多年了。
夏至剩最后一道暮光，赵豫章在他的办公室完成了季度工作中关于此次公约修订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与国内法兼容性审查的最后一份个人案头总结。窗外夏至后的太阳已经往下慢慢地褪去，长安街上梧桐树浓荫密布的那条隧洞在暮色中收束成淡青与墨绿交替的轮廓。他用的还是那支笔尖被他磨得很贴合手型的旧钢笔。写的东西不长——在纸的最下方只压了一行字：
“公约不是解——是指在路径中放了一扇被内插到目前框架中可供反复校准的门。门框的位置经夏至光线验证——两侧各有一条缝——左侧缝是效能的客观性，右侧缝是社会的平等要求。两束光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合拢多久——取决于下一次季风。”
他把笔记本翻到下一页。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小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