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入夜以后黑得像墨汁泼上去，灯火管制把整座城压进了低矮的阴影里。
这天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刚过晚上八点，街上几乎看不见灯光，只有远处的长江大堤方向偶尔闪过一两点巡逻队的手电筒光。
郑耀先蹲在中山大道以北一条窄巷的拐角处，身上裹着一件旧棉袄，脑袋上扣了顶灰色的毡帽，看起来就像一个躲避寒风的流浪汉。陈国华蹲在他旁边，嘴唇冻得发紫，但一声不吭。
他们盯着的是巷子深处一栋灰色的砖楼，那是他在碰头会上单独透露给孙斌的地址。
另外两组人分别在钱有根和行动组长对应的地址外围设伏。三个点，三组人，各不相知，等的都是同一个答案。
八点半，没有动静。
九点，还是没有动静。巷子里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毛，连野猫叫都听不到，只有风从巷口呼呼地往里灌，卷起地上的枯叶和废纸。
陈国华搓了搓手，小声问：“六哥，你觉得会是哪条线出问题？”
郑耀先没有回答。他把帽檐往下压了压，目光始终钉在那栋砖楼的后门上。从蹲下来到现在将近两个小时了，他的膝盖已经冻得没有知觉了，但他动都没动一下。做情报这行，最基本的功夫就是等。等得住的人才有资格拿到答案。
九点四十的时候，砖楼的后门忽然开了。
郑耀先的瞳孔一缩。
先出来的是一个矮个子男人，穿着深色棉袍，探头探脑地往巷子两头看了看，然后回身招了招手。紧接着又出来三个人，脚步都很急，最后一个人手里提着一只棕色的皮箱，皮箱不大但看起来很沉。四个人在门口简短地交谈了几句，声音压得极低，郑耀先竖着耳朵也只听到了几个模糊的日语音节。
然后那个提皮箱的人走到巷口，一辆黄包车已经等在那里了。他上了车，车夫拉着车飞快地消失在了夜色里。剩下三个人分头往不同的方向走了，动作干脆利落，显然是训练有素的。
整个清场过程不到五分钟。
郑耀先没有下令追击。他来不是为了抓人的，他来是为了看哪条鱼上钩。
他转头看了陈国华一眼，陈国华会意地点了点头，兴奋得眼睛都亮了。
半个小时后，另外两个地址的汇报陆续传回来：全无动静。没有人进出，没有清场迹象，一切如常。
三条假消息放出去，只有一条引起了日方的反应。
指向孙斌的那条。
回到站部之后，陈国华关上门，压低声音说：“六哥，抓住了！就是孙斌，他把碰头会上的消息传出去了！”
郑耀先坐在桌子后面，没有接话。他从桌上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透了，苦得发涩。
“先别急。”他放下茶杯。
“还等什么？证据确凿了啊！”陈国华急了，“碰头会上给他的地址，日本人就在那个地址清场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吗？”
“板上钉钉的是孙斌把消息递了出去，”郑耀先的语气很平，“但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陈国华一愣：“什么问题？”
“孙斌是电讯科的报务员，他在碰头会上能听到行动地址，这没错。但他怎么可能知道‘风筝’这个代号？”郑耀先敲了敲桌面，“‘风筝’这两个字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经过武汉站电讯室的电报里，处座下发的命令用的是另一套密级编号。一个报务员接触的是密码本和频率表，不是高层的作战代号。”
陈国华的嘴张了张，又合上了。
“再想想，”郑耀先接着说，“‘灰鸽’这个行动代号，是处座亲拟的，全中国知道这个代号的人不超过十个。孙斌一个武汉站的小报务员，他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他的？”
屋子里安静了下来。陈国华站在桌前，表情从兴奋渐渐变成了凝重。
“你是说……孙斌上头还有人？”
“孙斌只是一根线，”郑耀先慢慢说，“线的那头连着谁，我还不知道。现在抓了他，那根线就断了，后面的人会立刻缩回去，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把窗帘拉严了一些。外面的风刮得呜呜响，窗框都在轻微地颤动。
“所以不能抓他。”
“那怎么办？”
“让他继续干他的活，”郑耀先回过头，灯光在他脸上投下一半明一半暗的阴影，“但从现在开始，他经手的每一份电报，发出去之前先过我的手。他收到的每一份回电，我要看原件。”
陈国华点了点头，正要出去，郑耀先又叫住了他。
“还有一件事。去把孙斌的人事档案再给我拿来，我要看原件，不是抄件。”
陈国华带着档案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郑耀先把煤油灯挑亮，一页一页地翻看。
孙斌，二十六岁，江苏镇江人，1935年入特务处，1936年经南京总部电讯科统一培训后分配到武汉站。档案里夹着一张南京受训期间的合影照片，二十多个年轻人站成两排，孙斌站在后排第三个位置，瘦长脸，薄嘴唇，眉眼之间透着一股机灵劲儿。
郑耀先翻到了培训记录那一页。上面列着孙斌同期受训的学员名单，一共二十三人。他的手指从第一个名字开始往下划，一个一个地看，像是在翻一本生死簿。看到第十五个名字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住了，那个人叫刘兆坤，旁边用红色墨水标注了三个字：已处决。第十九个名字叫张维庸，标注的是：在逃。这两个人后来被查出是日方策反的内奸，一个枪毙了，另一个畏罪潜逃至今在案。
跟这两个人同一批受训的孙斌，身上的嫌疑又重了一层。
他继续往下翻，翻到档案最后一页的时候，发现了一行被人用墨水涂抹过的备注。涂得不算仔细，在煤油灯下侧着光看，还能隐约辨认出那行字：
“待察使用”。
这是特务处内部的一种特殊标注，意思是“此人有嫌疑但证据不足，暂时留用并秘密观察”。但凡被打上这个标注的人，按规矩应该在档案里附一份《观察评估表》，记录每季度的考察结论。
郑耀先在档案里翻了个遍，没有找到任何《观察评估表》。
也就是说，要么这个标注是错打的，后来被撤销了所以涂掉了；要么有人故意涂掉了这个标注，让孙斌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的普通报务员。
是谁涂的？
涂掉这个标注的人，有权力调阅和修改人事档案的人，在武汉站只有两个：站长周铁生，和副站长马文龙。
周铁生现在躺在医院里，不省人事。
郑耀先合上了档案，把最后一页那行被涂抹的备注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嚼了好几遍。
如果是周铁生涂的，说明他知道孙斌有问题但选择了隐瞒；如果是马文龙涂的，那问题就更大了。他为什么要替一个有嫌疑的报务员遮掩？是因为孙斌是他的人？还是因为暴露孙斌会连带暴露他自己？
无论哪种可能，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武汉站的烂根子，不在底下，在上面。
他抬起头，看着对面墙上那幅歪歪斜斜的武汉三镇地图，眼神变得很冷。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门被推开了，陈国华满头大汗地站在门口：“六哥，孙斌跑了！”
“什么意思？”
“我派了个人盯着他宿舍，刚才回报说孙斌半个小时前翻墙出了大院后门。我的人跟了两条街，在一个路口被一辆突然驶过来的马车挡住了视线，等马车过去人就不见了。”
郑耀先沉默了三秒钟。
陈国华焦急地看着他：“要不要发警报？派人在城里搜？”
“不搜。”
“不搜？！”
“他会回来的，”郑耀先的声音很轻，但异常笃定，“他只是出去送消息，送完就会回来，因为他不知道我们已经盯上他了。”
他走到桌前坐下来，拉开抽屉，拿出了一个空白的笔记本。
“从现在开始，我要你给我做一份孙斌的行踪日志。每天他几点起床、几点到电讯室、几点离开、中间跟谁说过话、吃饭的时候坐在谁旁边，全部记下来。”
陈国华用力点了点头。
“另外，”郑耀先的笔在本子上写了一个名字，“明天想办法查一下马文龙最近三个月的私人信件记录，看看他有没有往外面寄过什么东西。”
陈国华低头看了一眼那个名字，脸色微微一变，没有多问，接过本子出去了。
郑耀先独自坐在灯下，窗外传来了更深处的江涛声。武汉的冬夜漫长而寒冷，墨一样的黑暗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煤油灯的火苗在穿堂风里摇摇晃晃，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
桌上摊着孙斌的档案，那行被涂掉的“待察使用”在灯下若隐若现，像一道没有愈合的旧伤疤。
孙斌是一枚棋子。棋子后面是手。
他需要找到那只手，然后把它连同整条手臂一起斩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