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
接下来两个钟头，我就在院里挨棍。老苗今天教的不是摔，也不是起。
他教我“让”。
不是怂的那个让，是让半寸。
刀来了，不是往后跳，你往后一跳，脚下乱，人家第二步就压上来。要让肩，让胯，让中线，让得多了，自己丢架，让得少了，刀贴肉过去，人还能活。
“江湖打架，最怕两种人。一种不要命，一种太惜命。不要命的会拖你下水，太惜命的会先卖朋友。你要学第三种。”
我问：“哪种？”
“怕死，但别乱。”
这话我记了很多年。
后来我在唐山一条窄巷里，被三个人堵住，靠的就是这句话。
老苗拿棍子抵住我胸口：“下墓也一样。顶上掉土，别喊。水里灭灯，别抓人。棺材动了，别跪。你一乱，旁边人也乱。一窝人乱了，墓不用机关，自己就把自己送走。”
我点头。
这是真东西。
道上常说老手值钱，不是因为老手一定力气大，也不是因为老手胆子肥。老手值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能贪一口，什么时候一口都不能咬。盗墓这行，死得最多的不是笨人，是觉得自己聪明的人。
我被老苗一棍子抽到墙边，肩膀撞在土墙上，灰掉了半脸。
老苗问：“服不服？”
“不服。”
“好。”
他又打，我赶紧补了一句：“但我给钱了，您轻点。”
老苗笑骂：“怂货。”
他嘴上骂，手上却真轻了些。
天色彻底暗下来，院外有人骑车经过，车铃响了两声。
我忽然想起郑有德和谭辣椒。按时间算，他们该从安西回来了。
我扶着墙站起来：“苗爷，我得回去了。”
老苗没拦我，只把木棍往墙边一靠：“回去跟郑独臂说，镇西河边最近别去。”
我抬头看他：“你也知道？”
老苗冷哼：“柳沟镇多了几只耗子，我还能闻不出来？”
“灰帽子是谁？”
“不知道。”
老苗脸上的褶子压了压，对我摆了摆手，意思是让我走人。
“苗爷，您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老苗把烟袋锅往门槛上一磕：“小子，江湖上的事，知道早了，不叫本事，叫短命。”
我没再问。
他能说到这一步，已经算破例，我转身往外面走去。
老苗又叫住我：“陆九峰。”
他很少叫我全名。
我回头。
“你欠我那件事，别忘。”
“忘不了。”
“真到那天，别跟我讲穷，别跟我讲怕，也别跟我讲你把头。”
我看着他。
院里没风，灶房门口的柴灰却轻轻动了一下。
“只要不杀人，不卖朋友。”
老苗点头：“够了……”
我走出老苗家，右腿疼得更厉害了。可这疼不一样，疼里带着点底气。
回到院子时，天已经擦黑。
院门口停着一辆破面包车，车漆掉得跟癞皮狗一样，后门半开，里面塞着氧气瓶、钢管、木楔、两台旧千斤顶，还有几捆麻绳。
谭辣椒正站在车边卸货，嘴里叼着烟，脸上全是灰。
郑有德坐在屋檐下，左袖空荡荡垂着，右手盘着核桃。
他看见我，没问我去了哪，只说：“进屋。”
我心里一紧。
把头不问，比问还吓人。
马大已经醒了，右手虎口重新包过，坐在炕边不吭声。马二蹲在地上，一看见我，眼神还有点飘。
我知道他怕怪鱼那事露馅。
我也没点他。
这时候要是把这事抖出来，马二挨打，我也干净不了。江湖上有些账，能秋后算，但别当面在饭桌上算。
郑有德进屋，把门一关。
谭辣椒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往桌上一放。
“货出了。”
“贴棺金，一万。”
郑有德伸出三根手指，紧接着又伸出两根：“青铜盘，三十二万。”
最后，他拿起茶缸喝了一口水：“铜镇，十五万。”
马二愣住了。
“一共四十八万。”谭辣椒接话道。
屋里静了一下。
马二猛地一拍大腿：“娘哎！四十八万！”
他这一巴掌拍得太响，连炕沿都震了一下。
那年月四十八万是啥概念？
柳沟镇老师一个月不到三百，县城里一套像样的房子几万块。四十八万摆在眼前，别说马二，我听着心口也发热。
钱这东西，没见过大数的时候，人觉得自己挺硬气。
真到了眼前，骨头都软半截。
马二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两圈，嘴都合不上：“把头，那咱是不是……”
郑有德抬眼看他：“是不是什么？”
马二搓着手：“那盘子您不是说快四十万？铜镇不是二十万？咋一出手，少了十几万？”
“你还想一分不扣？”谭辣椒冷笑。
“可东西是真的啊，安定侯三个字摆那儿，谢尔盖又不是瞎子。”
郑有德把核桃往桌上一放。
“马二，我告诉你个事。生坑货，见光死。”
“刚出土的青铜器，土腥味、水汽、锈皮都在。国内敢明着接的人没几个。接了，要找路子洗，要编来历，要过关口，要塞嘴。中间人封口费，押货人的过路费，出境的打点费，哪一样不要钱？”
他看了我们一圈。
“你以为一件东西从墓里出来，到香江柜台上摆着，中间就换个盒子？”
这话我后来才真正懂。
多年以后，我在南方一个老板的办公室里，看过一本海外拍卖图录。里面有一件“安定侯蟠螭纹青铜盘”，介绍写得很干净，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私人旧藏，后由香江藏家递藏”。
那件东西，在香江嘉士伯拍卖行拍了三百万。
我当时没眼红。
真没眼红。
因为我知道，我们从墓里弄出来时，它还带着黑水潭的泥味。要把一件冥器洗成“海外回流”，中间要死多少脑子，走多少门路，填多少人情。
那钱，不是我们这种地沟耗子能挣的。
我们只能挣第一口。
第一口最脏，也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