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屋，杨大伟迅速打量了一下环境。
屋子不大，陈设简单却整洁，带着一股清贫知识分子家庭特有的气息。
靠窗的书桌上堆放着不少书籍和图纸，丁父——那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正放下手中的技术书，目光沉静地望过来。
“叔叔好！”杨大伟不等丁母介绍，便主动、恭敬地朝丁如山问好。
丁如山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回应，没有多话，但那审视的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杨大伟。
杨大伟也不怯场，顺势将自己带来的挎包打开，拿出用旧布小心包好的几个鸡蛋和一包红彤彤的干枣，双手递给丁母：“阿姨，第一次上门，也没准备什么像样的东西。这点鸡蛋和红枣您收着，给家里添个菜，您和叔叔也补补身体。”
这年头，鸡蛋和红枣可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比什么虚头巴脑的客气话都管用。
丁母一看，脸上客气的笑容顿时真切了不少，一边接过东西，嘴里说着：“哎呀，你这孩子，来就来嘛，还带这么贵重的东西干什么，太破费了……” 手上却小心翼翼地将东西放在一旁的橱柜上，显然是极看重的。
招呼杨大伟在靠墙的木椅子上坐下，丁母给他倒了杯白开水，话题便自然而然地（也是必然地）转向了盘问。
“小杨啊，你家也是住在城里？”丁母坐在对面，语气温和，眼神却带着考量。
“是的，阿姨，我家住南锣鼓巷那边，也是个四合院。”杨大伟坐得笔直，回答得清晰。
“哦，南锣鼓巷那边啊……家里几口人？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这是关键问题，关乎家庭负担和成分。
“家里五口人。父母，一个大哥，还有嫂子。我父亲和大哥都在街道扛大个（做搬运工），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杨大伟如实回答，语气平静，没有因为家人是体力劳动者而有丝毫闪躲或自卑。
丁母听了，眼神微微一动。
扛大个，说明是工人阶级，成分好，但也意味着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家庭条件显然比较一般。
她沉吟了一下，又问：“那你……现在是在轧钢厂？”
“对，我在轧钢厂机修分厂的采购科，是正式工。”杨大伟重点强调了“正式工”三个字。
在这年头，一个稳定的、有油水（虽然他不会明说）的正式工作，是极大的加分项。
“采购科啊，那可是个好部门。”丁母的脸色又缓和了些，显然明白采购员的能量，“那你今年多大了？”
“刚满十八。”杨大伟回答。他知道自己年纪稍轻，但在这个普遍早婚的年代，也不算太小。
丁母一边问，一边暗暗观察着杨大伟。见他举止大方，对答流利，眼神清正，没有一般小年轻的毛躁和畏缩，心里对他的印象分又加了一些。
虽然家庭条件确实普通，但这小伙子本人看起来倒是挺精神、挺有主见的。
整个过程，丁如山一直坐在旁边沉默地听着，手里拿着茶杯，偶尔喝一口水，目光大多数时间都落在杨大伟身上，像是在研究一个复杂的图纸。
他没有插话，那无声的注视却带着一种技术员特有的严谨和压力。
杨大伟能感觉到这位未来岳父（他心里已经单方面认定了）的审视，但他并不慌张。
他回答丁母问题时，腰板挺直，目光坦然，既不过分炫耀，也不刻意隐瞒，展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沉稳。
他知道，在这物资匮乏的年代，一点鸡蛋红枣能打动丁母的胃，但真正要获得这对知识分子父母的认可，尤其是丁父的认可，光靠这点小恩小惠和嘴皮子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展现出足够的潜力和担当。
丁母拉着满脸通红的丁秋楠进了用布帘隔开的小厨房，隐约能听到压低声音的母女对话：
“……真是你对象？”
“……妈，你别问了……”
“……采购科……家里……”
“……人还行……”
客厅里，只剩下杨大伟和丁如山。
空气仿佛凝固了几分，带着一种无声的压力。
丁如山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却带着技术工作者特有的审慎和直接：“杨大伟同志，你刚才说，你在采购科，是正式工。这份工作，确实比很多岗位要‘活络’一些。” 他用了“活络”这个词，既点了采购工作的特性，又不失分寸。
“是的，丁叔叔。”杨大伟坐得更端正了些，知道真正的考验来了。
“但是，”丁如山话锋一转，目光锐利，“采购员的工作，风险也不小。计划外的物资来源复杂，需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甚至要去偏远农村，路上也不太平。这些，你都考虑过吗？” 他没有问收入，而是先点出了风险，这是在考察杨大伟对自身处境的认知深度。
杨大伟沉稳地点点头：“丁叔叔，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跟着师傅跑了几次，也见识过。路上我会小心，尽量结伴而行，不去太危险的地方。跟人打交道，我守着规矩，不该碰的不碰，但也绝不让人欺负。”
他回答得坦诚，既承认风险，也表明了自己的处事原则。
丁如山不置可否，继续问道：“你说你会努力挣钱。除了工资，采购员确实有些额外的……便利。” 他斟酌着用词，“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政策风向随时可能变化，一旦收紧，你如何保证稳定的收入来源？靠家里扛大个吗？”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关乎对未来稳定性的预判和规划能力。
杨大伟心里暗赞，不愧是技术员，看问题就是长远。他早有腹稿，从容答道：“丁叔叔，您的担心很对。所以，我一方面会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争取早日熟练掌握业务，在厂里站稳脚跟。另外，我也留意到，有些农村的山货、特产，城里其实很缺，如果能找到稳定、合规的渠道，未必不能成为一条补充。” 他没有夸夸其谈，而是给出了具体、且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可行的思考方向，显得务实而有远见。
丁如山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讶异，似乎没料到这个年轻人能想到这一层。
他沉默了片刻，问出了最关键，也最沉重的问题：
“杨大伟同志，现在的情况你也清楚。物资匮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凭什么认为，你能让秋楠……过得比现在好？至少，能不让她挨饿受冻？” 这个问题剥离了所有华丽的辞藻，直指生存的本质。
杨大伟深吸一口气，目光坚定地迎向丁如山：“丁叔叔，我不敢夸口说能让秋楠顿顿吃肉，穿金戴银。那是吹牛，您也不会信。”
他先坦诚了现实的艰难，然后才掷地有声地说：“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秋楠饿着！我的工作，别的或许缺，但在‘吃’上面，总归比一般工人家庭多点门路和保障。我年轻，有力气，肯动脑子，现在政策也允许我们这样的人发挥点能动性。我不敢说大富大贵，但靠我的双手和这份工作，让秋楠、让未来的家庭吃饱穿暖，不受人欺负，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他没有空泛地承诺“幸福”，而是用最朴素的言语，承诺了最基础的“生存保障”和“不受欺负”，这恰恰是这个年代最实在、最动人的誓言。
丁如山久久地注视着杨大伟，看着这个年轻人眼中认真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
客厅里再次陷入沉默，只有厨房隐约传来的切菜声和炉火声。
过了好一会儿，丁如山才缓缓端起已经微凉的茶杯，喝了一口，没有再继续追问。
但那紧绷的嘴角，似乎柔和了那么一丝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