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开了，又轻轻关上了。
杨大伟正躺在床上眯着，窗帘被风吹得一鼓一鼓的，吊扇在头顶吱呀吱呀地转。
他睁开眼，看见娄晓娥站在门边，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汗衫，下面是一条深色的短裤，头发散着，还带着刚洗完澡的水汽，湿漉漉地贴在脸颊边。
汗衫薄得透光，窗外的光线透过来，勾勒出她身体的轮廓。
生了孩子之后，她的身段比以前丰腴了许多，该鼓的地方鼓，该收的地方收，像一颗熟透了的桃子，咬一口能流出蜜来。
“娄干事来汇报工作了？”杨大伟靠在床头，嘴角带着一丝笑意，语气像是在开玩笑，眼神却不太像。
娄晓娥没接话，只白了他一眼，走过去把窗帘拉严实了些。
光线暗下来，房间里只剩下吊扇的影子在墙上晃动。
她转过身，走过来，坐在床边，伸手在他胸口拍了一下，声音压得很低：“憋坏了吧？”
杨大伟没回答，伸手一拉，她便倒进他怀里。
两个人熟练地滚到了床上，像做过无数遍一样，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不需要多余的言语，也不需要试探。
被子被蹬到了床脚，枕头歪到一边，床板发出轻微的吱呀声，被吊扇的嗡嗡声和窗外的蝉鸣盖住了。
窗帘一阵一阵地被风鼓动，像是有人在外面推着它玩。
阳光从布料的缝隙里漏进来，一道一道的，在白色的床单上画出明暗交错的条纹。
折腾了不知道多久。
窗外的光线从明亮变得柔和，吊扇还在头顶转着，吱呀吱呀的，像是在替他们数着时间。
“不行了……”她的声音带着求饶的腔调，“一会儿还要出去订衣服……你说的，忘了啊？”
“去吧。”杨大伟终于松开了手。
娄晓娥从床上爬起来，扶着床沿站了一会儿，腿还有点软。
她弯腰捡起地上的汗衫，套上，又把头发拢了拢，走到门边，轻轻拉开一道缝，探头往外看了看。
走廊里没有人，只有窗外的蝉在叫。
她闪身出去，门在身后无声地合拢。
杨大伟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被风吹得轻轻摇晃的光影，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是把这几天的沉闷都吐了出去。
他躺了一会儿，爬起来，冲了个澡，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白衬衫，深色长裤，虽然天气热，但出去办事不能穿大裤衩。
他把头发梳了梳，对着镜子照了照，没什么不妥，便出了门。
“砰砰砰。”他挨个敲门。
“起来了，出去吃饭，做衣服。动作快点，太阳快下山了。”
几个房间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还有女人的说话声、笑声，夹杂着“等一下”“马上就好”之类的催促。
杨大伟站在走廊里，靠着墙，双手插在裤兜里，耐心地等着。
等了一刻钟左右，门陆续开了。
第一个出来的是林雪梅，换了一件淡青色的短袖衬衫，头发重新盘过，看着清爽利落。
接着是梁晓，穿着一件白底碎花的上衣，配深蓝色裤子，马尾辫扎得高高的，精神得很。
李秀兰跟在梁晓后面出来，穿了一件浅藕荷色的衬衫，是她压箱底的好衣服，一直舍不得穿，今天终于穿上了。
最后出来的是娄晓娥。
她换了一身新衣裳——浅灰色的短袖，深色的确良裤子，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脸上还淡淡地抹了一层脂粉。
她的步子比平时慢了些，但走得很稳，看不出什么异样。
只有杨大伟知道，她那条路走得有多“虚浮”。
“娄姐，你皮肤好嫩啊！”梁晓凑过去，盯着娄晓娥的脸看，语气里带着真心的羡慕，“怎么保养的？教教我呗。我从北平一路过来，脸上干得都起皮了，你看你这脸，水润润的。”
“没有啊，”娄晓娥摸了摸自己的脸，眼神不经意地扫了杨大伟一眼，然后飞快地收回来，“就是洗了个澡，可能是这边的水好吧。”
杨大伟站在旁边，面无表情，心里默默地补了一个答案——刚保养的，很深入的那种。
他没说出来，只是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又迅速恢复如常，拍了拍手：“走了走了，先去订衣服，然后去吃饭。都跟上，别走散了。”
几个人下了楼，出了招待所。
广州的傍晚，太阳还挂在西边，但热度已经退了不少，偶尔有一阵风吹过来，带着水汽，黏糊糊的，但比正午好多了。
街上的行人多了起来，骑车的、走路的、拎着菜篮子的，都是下班回家的人。
路边的小摊开始摆出来了，卖水果的、卖凉茶的、卖小吃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杨大伟在路边叫了一辆三轮车，几个人挤一挤坐了。
这次没分两辆，梁晓坐前面，林雪梅和李秀兰坐中间，娄晓娥和杨大伟坐最后面，腿挨着腿，胳膊碰着胳膊，谁也没说什么。
杨大伟跟车夫说：“师傅，去本地做衣服手艺最好的地方。”
车夫回头看了他一眼，咧嘴笑了：“好嘞，带你们去老字号，几十年的老师傅，包你们满意。”
三轮车在街巷里七拐八拐，穿过热闹的主街，拐进一条相对安静的巷子。
路两边是骑楼，楼下是店铺，楼上是住家，招牌五花八门。
空气里飘着烧腊的香味和中药铺子里的苦味，混在一起，是广州特有的气息。
车夫在一家铺子门口停下，指着那块褪了色的木招牌说：“到了，就是这儿。老师傅姓陈，手艺没得说，那些广交会的外宾都来找他做衣服。”
铺子不大，门面也不显眼，但里面挂着不少成衣和布料，看得出有些年头了。
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坐在缝纫机后面，戴着老花镜，正踩着一件半成品的旗袍。
见有人进来，他抬起头，摘下眼镜，打量了一下几个人，操着浓重的粤语口音的普通话问：“做衫啊？”
杨大伟点点头：“做西装半裙，女士的，五套。配白衬衣，修身的。黑色的，半裙。”
陈师傅站起身，走到柜台后面，拿出一本样册翻了翻，又看了看几个女人的身材，嘴里念叨着“这个腰细，这个肩宽”，拿出软尺一个接一个地量。
量得很仔细，肩宽、胸围、腰围、臀围、裙长，每一项都记在本子上，还用铅笔在布料上画了线。
梁晓被量的时候，小声问了一句：“师傅，做一套要多少钱？”
陈师傅报了个数。不算便宜，但也不算贵，比北平的裁缝铺贵一些，但人家手艺摆在那里。
杨大伟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问：“师傅，票收不收？粮票行不行？”
陈师傅看了一眼，笑了：“行。全国粮票？行。不收票也行，价钱加一点。你们方便就行。”
杨大伟暗暗给广州点了个赞。
看人家行事多么灵活，不像北平，死卡着票，没票就办不成事。
到底是口岸，经得多见得广，知道怎么跟人做生意。
量好了尺寸，选好了款式和布料，付了定金，写好了取衣日期——三天后，正好是广交会开幕的前一天。
杨大伟跟陈师傅说了，到时候派人来取，或者他自己过来拿。
出了裁缝铺，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街灯亮了。
几个女人的肚子都开始叫了，娄晓娥第一个说“饿了”，梁晓也说“中午在火车上没吃饱”。
“走，带你们吃好吃的去。”杨大伟带头，朝巷口那家飘着烧腊香的小馆子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