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城打下来那天是八月头上，天热得狗都不出门。
沈砚之站在德胜门城楼上往下看，城里的火还没灭干净，几处粮仓烧得噼啪响，黑烟顺着风往东飘，飘到赣江边上散了。他的兵从城门洞里灌进去，一队一队，灰军装让汗浸得跟水洗过似的，枪扛在肩上，走两步拿袖子擦一把脸。孙传芳的守军从北门跑了，跑得急，连军旗都没收，这会儿北门城楼上还挂着五色旗，让风吹得卷了边，远看跟块破抹布似的。
沈砚之没笑。底下人都在笑，有人把帽子扔起来接住，接住又扔，喊着“打下南昌了”“孙传芳跑了”。沈砚之没笑，他靠在城垛子上摸烟盒，摸出来空的，捏扁了扔城墙根底下。
程振邦要是活着，这会儿准得笑话他。程振邦不抽烟，但每回沈砚之摸空烟盒，他准能从兜里掏出一根递过来，嘴里说“最后一根，多了没有”，其实兜里揣着半包。沈砚之抽完那根，程振邦过一会儿又掏一根出来，还是那句“最后一根”。
打了三年仗，程振邦的“最后一根”到底有多少根，沈砚之没数清楚。现在没人递烟了。
“司令。”参谋长方继尧从马道上跑上来，满头汗，军装领子敞着，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北门那边清点完了，孙传芳跑得急，仓库里的枪都没来得及搬，三百多支汉阳造，子弹五万发，还有两门山炮。炮是旧的，炮管子都磨出坑了，但还能使。”
“孙传芳往哪儿跑了？”
“往东。探子回来说他带着残部往余江方向退，估计想跟浙江那边的部队会合。”
沈砚之把空烟盒又摸出来捏了捏。“追不追？”
“追啊！他跑不了多远，咱们骑兵营一个冲锋就能咬住他尾巴。”
“不追。”沈砚之把烟盒揣回去，“孙传芳往东跑，咱们往东追，追到浙江边上就得跟孙传芳的援军碰头。咱们现在一个军打南昌打得伤筋动骨，再往东拉长了战线，补给跟不上。先歇三天，把城防弄稳了，把俘虏整编了，再往东走。”
方继尧想了想，点了头。“行。那您下去歇会儿？从昨晚攻城到现在您还没合过眼。”
“歇不了。俘虏里头有个师长叫刘伯棠的，你去把他提出来，我跟他谈谈。孙传芳跑了，他手底下这帮人得有人管。刘伯棠在孙部待了八年，底下人服他。他要是肯配合整编，南昌这摊子事就省一半劲。”
方继尧走了。沈砚之又在城楼上站了一会儿，然后下了城楼往西走。他也没跟谁说去哪儿，就带了个警卫员，两个人顺着城墙根底下的小巷子七拐八拐，拐到城西一片乱葬岗子边上。
乱葬岗子其实是前清时候的老坟地，荒了好多年没人埋人，坟包子都平了，剩下些歪石碑和碎砖头。沈砚之在一棵歪脖子老槐树底下站住了，拿脚踢了踢树根旁边的土。
“这地方行。”他说。
警卫员愣头愣脑的：“司令，这什么地方？”
“程振邦的碑，搁这儿。”
警卫员张了张嘴，没敢接话。程振邦打武昌的时候没的，死在城楼底下，一颗子弹从左胸穿进去，没等抬到后方医院人就咽了气。当时战事紧，沈砚之让人把程振邦的尸身收殓了，就地埋在武昌城外。埋的时候他跪在坟头前头说了句话：“振邦，等仗打完了，我接你回家。”
现在南昌打下来了，离武昌好几百里地，回家的事还早。沈砚之昨天进城之前在马上跟方继尧提了一嘴，说进城之后找块地方给程振邦立个碑，先立着，等仗打完了再迁回去。方继尧说“行，我找人办”，沈砚之说“我自己办”。
沈砚之蹲在老槐树底下拿手刨了两下土，土太硬，刨不动。“找个石匠来，打一块碑。就搁这儿。碑上刻‘程振邦，湖北黄陂人，民国十五年卒于武昌围城战’。底下再刻一行——‘平生仗义，至死不休’。”
警卫员记下了，跑去叫人。沈砚之在树底下又蹲了一会儿，把兜里那半截铅笔头摸出来，拿小刀削了削，找了张皱巴巴的纸，趴膝盖上写字。写了半张纸，写不下去了，把纸叠起来揣兜里。
——方继尧那边把刘伯棠提出来了。俘虏营设在城东原来的县衙里头，刘伯棠关在后堂一间小屋子里，门口搁了俩哨兵。沈砚之进去的时候刘伯棠正蹲在地上拿草棍儿逗蚂蚁，看见沈砚之进来，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沈司令。久仰。”
“刘师长。坐。”
两个人隔着一张八仙桌坐下来。刘伯棠四十来岁，脸上胡子拉碴的，军装扣子崩了两颗，拿草绳拦腰系着，但坐姿还挺板正。“沈司令，我手下那帮弟兄，你打算怎么处置？”
“想走的发路费，想留的整编进我的部队。”
“不杀？”
“杀你干什么？你又不是汉奸。孙传芳也不是汉奸，他就是跟错了人站错了队。你们这帮人在江西驻了三年，没祸害老百姓，这点我派人查过。我沈砚之打仗不杀降将，这规矩北伐以来没破过。”
刘伯棠盯着他看了好几秒。“我听说你有个兄弟，叫程振邦的，死在武昌城下。你打武昌打红了眼，破城之后把俘虏营里三百多号北洋军全放了。有这事没有？”
“有。”
“你就没想过，那三百多人里头，说不定就有开枪打死程振邦的那个？”
沈砚之把桌上的茶壶拎过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想过。后来我不想了。”
“为什么不想了？”
“因为打死程振邦的人，不一定在那三百人里头。就算在，我也不能拿三百条命给一个人垫背。程振邦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砚之，打仗可以狠，但不能浑’。拿三百个俘虏给程振邦陪葬，那不是狠，那是浑。”
刘伯棠沉默了一阵，把草绳腰带解下来扔桌上。“行。我跟你干。我手下那帮弟兄，你挑能打的编进队伍，不能打的发路费回家。我只有一个要求——别让我打孙传芳。他待我不薄，我下不去手。”
“打谁也不让你打孙传芳。你帮我整编俘虏，管后勤。仗有得打，不缺你一个冲锋陷阵的。”
刘伯棠点了头。沈砚之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刘伯棠忽然喊了一声：“沈司令。”
“嗯？”
“程振邦的碑立好了跟我说一声，我去上炷香。我跟他在战场上碰过三回，每回都打了个平手。他是条汉子。”
——三天之后碑立好了。石匠从城外青龙山拉来的青石，三尺高，一尺宽，碑面上刻的字拿朱砂描了红。沈砚之站在碑前头看了半天，觉得“平生仗义，至死不休”这八个字刻得不太好，笔画有点歪。石匠在旁边搓着手解释：“司令，青石硬，凿子走不动，一使劲就跑偏。”
“行了。歪就歪。程振邦写字也不正。”沈砚之从兜里摸出一根烟搁碑顶上，拿火柴点了。烟烧了半截，风一吹灭了。他又点了一根，这回拿手拢着，等烟烧完了才走。
当天晚上军部开饭，方继尧端了碗红烧肉过来，坐沈砚之旁边。“司令，刘伯棠那边整编的事谈妥了，俘虏里头愿意留的有八百多号人，编成两个补充团，明天开始训练。不愿意留的发了两块钱路费打发走了，没闹事。”
“挺好。”
“还有件事。”方继尧把饭碗搁下来，声音低了半度，“武汉那边来了密电，说蒋介石跟汪精卫闹掰了。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了国民政府，汪精卫在武汉的国民政府不认他。两边都自称是正统，互相骂对方是叛徒。咱们军里好些人跟南京那边有旧交，好些人跟武汉这边走得近，底下这几天私下里嘀嘀咕咕的。”
沈砚之把筷子搁下来。这事他进城之前就听说了，只是没往深里想。北伐军打下武汉之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跟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从“迁都之争”到“清党”的风声，越闹越凶。他在江西打仗顾不上，现在南昌打下来了，这事绕不过去了。
“咱们军归哪边管？”
“名义上归武汉国民政府管。但上个月蒋介石在南京开军事会议，给咱们军部发了电报，让派代表去南京参会。去不去？”
“去。为什么不去？开会嘛，又不是让你表态站队。”
“可底下人不这么想。补充团那个新来的营长，今天训练的时候跟兵说‘咱们是蒋总司令的兵，得听南京的’。另一个营长当场就跟他呛起来了，说‘你放屁，咱们归武汉管’。两个人差点在操场上动手。”
沈砚之把红烧肉碗推开，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方继尧，你写封电报，给两边都发。给武汉的写‘沈砚之部已克南昌，正在整编，请示下一步行动方向’。给南京的写一模一样的，就改两个字——‘请示’改‘报告’。”
“这算什么？”
“这叫不表态。两边都不得罪，也两边都不靠。等他们自己先打明白谁赢谁输，咱们再说话。”
“那底下人吵架怎么办？”
“明天开个会，把营以上军官都叫来。我亲自跟他们说。”
第二天上午的会在军部院子里开。天热，院子里拉了两张八仙桌拼起来，军官们围坐着，一人面前一碗凉茶。沈砚之站在桌子顶头，手里没拿稿子，张嘴就说：“这两天我听说底下有人吵架，一个说咱们听南京的，一个说咱们听武汉的。我把话说清楚——咱们听老百姓的。”
底下人愣了一片。
“谁给老百姓减租减税，咱们听谁的。谁给老百姓修路办学，咱们听谁的。谁拿着枪杆子欺负老百姓，谁就是咱们的敌人。南京也好武汉也好，仗打完了老百姓吃不上饭，那就是没把仗打好。程振邦死在武昌城下，他最后一句话是‘别管我，先破城’。他为什么说先破城？因为城破了他老家黄陂的乡亲就能少交两斗米。他管南京武汉听谁的吗？他不管。他就管他老家那两亩地。”
底下没人吭声了。刚才吵得最凶的那个营长把脑袋低下去，拿指甲抠桌沿。
“回去跟你们手底下的兵也说清楚——从今天起，谁再扯什么南京派武汉派，我让他去伙房帮厨三个月，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回来带兵。”沈砚之端起凉茶喝了一口，“散会。”
——当天晚上，沈若薇从武汉赶到了南昌。她跟着武汉政府的慰问团一块儿来的，带了三卡车药品和两箱子书。沈砚之在军部后院见了她，兄妹俩半年没见，沈若薇瘦了一圈，颧骨显出来了，但眼睛还是亮的。
“哥，你黑了。”
“打仗不黑什么时候黑？你跑南昌来干什么？武汉那边不忙？”
“忙。忙得要死。”沈若薇把箱子打开，里头全是新印的书，“汪先生那边天天开会，一天三场，上午一场下午两场，开到晚上还得接着吵。我跟着宣传部跑前跑后，脚底板磨出泡了。这回是借着送慰问品的由头跑出来的，喘口气。”
“喘完气回去接着吵？”
“回去接着吵。”沈若薇把茶壶拎过来给自己倒了一杯，“哥，武汉那边传话，说蒋介石要清党。把地下党从国民党里清出去，抓的抓杀的杀。汪先生这边还没点头，但南京那边已经动手了，上海杀了好几百人。”
沈砚之端茶杯的手停在半空。“上海杀人了？”
“杀了好几天了。街上天天有人被抓走，戴红袖章的学生、工人，抓进去就没出来。我听人说蒋介石跟青帮勾结，拿卡车拉着流氓冒充工人纠察队，到处搜地下党。”
沈砚之把茶杯搁下来。“你回去跟汪先生说——这话你甭跟别人说，就私下跟汪先生说——南昌这边我沈砚之管着，地下党要是待不下去了，让他们往我这儿撤。我这儿缺教员缺医官缺宣传干事，来多少我收多少。”
沈若薇点了点头，忽然又摇了摇头。“哥，你这话说了，汪先生转脸就能把你卖喽。现在武汉南京两边都在拉人，你明着收地下党，两边都不饶你。”
“谁让他们饶？我打山海关的时候谁饶过我？程振邦死在武昌的时候谁饶过他？”沈砚之站起来把窗户推开，外头月亮正圆，“若薇，你哥今年三十八了，打了十六年仗。十六年里头什么事没见过？军阀换了一个又一个，总统选了一茬又一茬，老百姓还是吃不上饭。这回北伐好不容易把北洋打趴下了，转头又要自己人杀自己人。我不站南京不站武汉，我站那些不想再打仗的老百姓。”
“可地下党…”
“地下党怎么了？我不管什么党，我就看一条——这个党里的人是不是真心给老百姓办事。程振邦是地下党，他死的时候兜里揣着半块没吃完的烧饼，省下来的钱给伤兵买药。这样的地下党，我沈砚之护定了。”
沈若薇盯着她哥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哥，你跟我小时候印象里那个教书先生一模一样。那会儿你教村里孩子念书，有学生交不起学费，你拿自己饭钱垫。现在你带兵了，还是那个脾气。”
“脾气改不了。改得了脾气的人当不了兵。”沈砚之把窗户关上，“你在南昌歇两天，我让人带你去城里转转。滕王阁让炮打塌了一角，修修还能看。你回去的时候把刘伯棠带上，他跟我一块儿去武汉开会。汪先生那边总得有个懂军事的人给他讲讲前线的事。”
沈若薇把茶杯端起来碰了碰他哥搁在桌上的茶碗。“行。对了，林秋月让我带句话给你——她在武汉的报社干得挺好，上个月发了一篇稿子骂蒋介石清党，让南京那边盯上了。她说她想来南昌，问你收不收。”
沈砚之笑了。“收。让她来。我这儿正缺个会写字的。告诉她来了先写篇文章，标题我都替她想好了——‘南昌城头，替程振邦立了碑’。”
——第二天一早，沈砚之让人把程振邦的碑拓了一张拓片，叠好揣进贴身衣兜里。碑立在那儿，拓片带着走。等仗打完了，他把拓片给程振邦老家寄一份，再给林秋月寄一份。林秋月会写文章，能把碑上的字印到报纸上去。印到报纸上，程振邦这三个字就丢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