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最前面的赵大姐停下脚步，回头撩了一眼。
“你们想啥呢。咱院儿里就一个公用水龙头，二十户人家排队接水，你往哪儿接管子？电呢？一到晚上保险丝跳三回，电灯泡都供不上，你插洗衣机？”
几个女工互相看看，笑了。
“也是。”
“听个新鲜得了。”
“那东西是给咱用的？做梦呢。”
话题到这儿就断了。
有人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指头，低头继续走。搓衣板、碱面、一盆凉水——这才是她们的日常。洗衣机三个字，跟她们隔着一条看不见的线。
她们不是不想要。是想都不敢想。
部委大院的筒子楼里，情况截然相反。
周三下午，外交部家属楼二层的公共走廊上，三个女人蹲在水池子旁边洗衣服。
水是热的——筒子楼通了暖气管道，水龙头出来的水带点温度。但也就是“带点”，洗到第三件棉衣的时候，手指关节已经僵了。
蹲在最左边的是赵芸灵。
她把一条床单从盆里捞出来拧了两圈，手腕酸得直抖。旁边的宋嫂凑过来帮她拧了一把。
“小赵，你听说了没？一机部红星厂出了个洗衣机，扔进去自个儿洗，自个儿甩干，拿出来直接晾。”
赵芸灵的动作顿了一下。
“听说了。”
另一边的刘姐接话：“我家老刘说，那天在一机部亲眼看的，一块擦了机油的抹布，三十分钟洗得跟新的一样。”
宋嫂把拧好的床单甩开，搭在走廊的绳子上。“这要是能买到，冬天谁还受这个罪。你看我这手——”她伸出手，十根指头的指缝全是裂口，贴着胶布。
刘姐叹了口气。“问题是买得到吗？上回电饭煲，部里发了通知，凭票限购，一个处室就两个名额。我排了三个礼拜才买上。”
“电磁炉更夸张。”宋嫂压低声音，“商业部的配额，听说副部长夫人都没抢到。”
赵芸灵没说话，把洗好的衣服一件件搭上去。
宋嫂忽然转过头，盯着她看了两秒。“小赵，你家那口子，是不是就在一机部？”
“嗯。”
“那你帮着打听打听呗，这洗衣机啥时候能上柜台？配额怎么分？”
刘姐眼睛一亮，也凑过来。“对对对，你爱人在一机部研究处，门路肯定比我们广。”
赵芸灵把盆里的水倒掉，站起来，擦了擦手。
“我问问吧。”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没透露任何多余信息。这两位嫂子不知道她爱人就是设计那台洗衣机的人，赵芸灵也没打算说。
回到屋里，她关上门，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日历。
上面用铅笔圈了一个日期——那是陈卫东说样机量产前，先给家里送一台的日子。
她搓了搓还在发疼的手指。
快了。
筒子楼的热议不是个例。
整个三月上旬，部委家属区的公共水池、传达室、锅炉房、大院门口的小卖部，凡是有女人扎堆的地方，话题都绕不开那三个字。
道理很简单。
这个年代，有钱买不到东西。工资发了，票攒着，商店柜台上该空的还是空。自行车要排队一年，缝纫机要托关系，手表更是稀罕物件。
但红星厂的东西不一样。
电饭煲出来的时候，是种花家第一台。一机部牵头，商业部铺货，国营商店上了柜，虽然凭票限购，但好歹能买到。
电磁炉更进一步，配额直接分到了各部委。
每一样都实打实改了日子。不用蜂窝煤生火了，不用蹲在炉子旁边扇风了。
现在又来了一台洗衣机。
冬天洗衣服这件事，在北京的筒子楼里是真正的苦差。零下十几度，手泡在水里搓，搓完拧，拧完晾，晾完手指裂口子，裂完贴胶布，贴完第二天接着搓。
有人算过一笔账：一个四口之家，冬天每周至少洗两次大件，每次蹲在水池边四十分钟。一个冬天下来，光洗衣服就搭进去上百个小时。
如果有台机器，衣服扔进去，三十分钟后拿出来直接晾——那省下来的不只是时间，还有十根手指头的裂口。
“这不光是洗衣服的事。”外交部家属院里，一个老大姐说了句在整个部委传开的话，“这是过日子的体面。”
体面。
这个词，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分量比什么都重。
——
红星厂的名头，在四九城又响了一轮。
但这回传的不只是厂名。
二机部的一间办公室里，三个处长围着一份产品通报坐了半个钟头。
通报上写着红星厂洗衣机的基本参数、产能规划和预估创汇额度。数字不大，但有一行备注让三个人反复看了好几遍。
“设计：一机部研究处。”
“又是他。”年纪最大的那个处长把通报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确认没别的内容，放回桌上。
“电饭煲，他的。电磁炉，他的。电烤箱，他的。五轴数控机床——”
“别说了。”旁边那个摆摆手，“算上这个洗衣机，红星厂这几年出的每一样拿得出手的东西，根子上全是他一个人。”
第三个处长点了根烟，吐了口烟圈。
“关键是，人不在红星厂。编制在一机部，挂着中科院学部委员。红星厂那边就留了一页图纸。”
“一页纸。”老处长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语气很复杂。
“一页纸上画了个完整的洗衣机，结构、传动、控制、进排水全有。红星厂技术科一百多号人照着干了不到三周，样机就出来了。”
办公室里沉默了几秒。
抽烟的那个弹了弹烟灰，忽然笑了一声。“你说，他能不能也给咱们来一页纸？”
另外两个对视了一眼，苦笑。
“人家李国强厚着脸皮磨出来的。你去磨试试？”
“据说大连机床厂的老陈专程坐了一天火车去求，让李国强一句话顶回去了。”
“怎么说的？”
“陈处长原话——‘别什么事都嚼碎了喂，又不是婴儿。’”
老处长把烟按灭在搪瓷烟灰缸里。
“二十四岁。”他说了三个字，然后站起来，把通报收进文件柜。
“二十四岁的学部委员。全种花家独一份。”
没人接话。
因为没什么好接的，只有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