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日早上，罗静在付款后把可自由现金写成了零。
准确地说，账户仍有两千三百七十一元四角，分别对应员工代扣款、未到期税费和一笔指定订单余额，不能挪作收购。现金柜里有六百八十元备用金。按照公司的四项余额口径，能由霍远山决定花在哪里的钱是零。
公司并非资不抵债。中仓、车辆、剩余库存、应收和可能的保险施工款都有价值；但这些价值不能在上午变成一车粮款。衡谷还活着，只是失去了主动买下一吨粮的能力。
马小军把第二辆车的钥匙放在桌上，提议卖车。按急售价能拿十一万元，扣掉剩余分期约有五万，至少可重新收几十吨粮。
罗静反对用固定资产换一轮没有明确利润的周转。若只是为了让仓门重新响起来，五万三天便会用完；车却再也买不回来。她提出先做不占货权的检测、运输和订单组织，用服务收入养基本费用。
“又回到两年前跑腿？”马小军问。“现金归零，先承认我们现在只能做什么。”罗静说。
霍远山没有立刻定。他去三个仍保留招牌的代办点看。赵庆祥门口的价目表已经翻面，农户来问，他只能介绍盛丰或其他站。蒋发贵仍替衡谷免费测水分，但一个星期没有服务费进账，店里人开始埋怨占地方。
在陈集，一名老人认出霍远山，问去年那种代送政策库的服务还能不能做。老人有六千斤干麦，不急着现卖，愿意由执行库直接结粮款，只需要有人检验、拼车和办手续。
这笔业务不需要衡谷买粮。它只能赚公开服务费和运输组织差额，六千斤最多几十元，却给出一条路：公司不必等凑够几十万元才重新开门。
霍远山回去重启两类业务。第一，为农户和买方提供独立检测、样品与运输组织，粮款由真实买方直接支付；第二，凭已确认订单和买方预付款做限定批次，资金只用于对应农户，不混入库存。任何“先收进来等涨价”的自营业务暂停。
东源愿意试一批直采。它与二十七户农户分别形成结算清单，衡谷负责统一质量、装车和资料，东源先将预计粮款放入约定账户，检验后直接支付。衡谷不拥有粮，收每吨服务费。流程比过去复杂，东源也只给四十吨试单。
第一天，四十吨粮在十里铺集中。霍远山站在秤边，从早晨六点忙到下午，最终服务收入不到一千元。过去公司一天收四百吨时，这点钱不会被谁看见；现在它是账户里第一笔可自由现金。
司机知道公司暂时付不起正常七日运费，要求买方直接承担运输。东源同意把运费列为订单成本，验收后付给承运人，衡谷不再经手。马小军从过去“控制车辆”退回协调时间和装卸，心里不痛快，却把每个环节做完。
第二批是瑞和六十吨普通麦。瑞和不愿预付全部，只愿支付百分之三十。衡谷没有用第一单服务费填粮款，改由三家代办人作为独立卖方，各自承担对应货权，瑞和与他们分批结算；衡谷只做复检和运输。利润更薄，风险也没有重新压回公司。
八月第五天，可自由现金从零变成四千七百多元。第七天变成一万一。远不足以恢复自营收购，至少能支付水电、电话和部分员工工资。
罗静把“零”那张日报留了下来。它证明现金归零不是文学上的一无所有：公司仍有人、客户、车辆、点和信用。真正的问题是，哪些东西能在不增加新债的情况下产生下一笔现金。
晚上，霍远山把中仓收购牌摘下来，换成“检测、订单组织、运输服务正常”。有人路过时笑衡谷又变回小服务部。他没有遮住那几个字。
衡谷就是从服务费起家的。两年后绕了一大圈，它带着六十多万元损失又站回原处。不同的是，这一次霍远山知道一车粮从农户到工厂每个风险在哪里，也知道公司不拥有粮时，仍可以靠把事情做清楚挣到钱。
现金归零以后，没有奇迹到账。第二天清晨，仓门照常打开，桌上只有三张待检测的样品单。
第一笔服务收入到账后，马小军把银行回单举起来，笑得比过去赚一万元还明显。他问：“四千七百能不能先加一车油？”罗静回答：“先扣本单未付水电和人工，剩下的才叫可用。”马小军叹气：“每次刚看见钱，你都能找出它已经姓谁。”
霍远山把回单压在零余额日报旁，问两人下一笔不占货权的业务还有什么。罗静提出为独立卖方做批次账和结算核对，按单收费；马小军提出把空闲车辆做干净货运输，但运费由委托方直接结；叶承平愿开放预约检测，复杂项目转有资质机构，不越过自身能力。
三条线都很小，也不需要公司先拿几十万元。现金归零迫使衡谷把“能挣钱”与“必须买粮”拆开。过去被贸易差价遮住的服务、质量和调度，第一次单独标了价格。
服务业务重启一周，赵庆祥问：“衡谷不买粮，我这块牌还值什么？”霍远山答：“值检测准、买方真、车能到和款按合同走。若只值公司先垫钱，账户一空牌子就该摘。”蒋发贵在旁边说农户最关心谁付，罗静便要求每张服务单把实际付款主体放到第一行，不让衡谷名字遮住真正债务人。
第一周服务收入仍不够全员工资。霍远山问留下的人：“愿意转计件、休假或离开，都按书面方案选，不用口头等。”有人选休假，有人改做检测单，没人被要求拿家庭开支替公司的复工速度垫底。
马小军问：“一万元到账算不算复工？”霍远山答：“算能付下一周基本费用，不算能重新买粮。先把名字说准，人才不会被数字带着跑。”
霍远山坐下，一张一张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