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回到北方的家，已经是三天之后。
我开门的时候，妻子正在厨房里做饭，听见响动探出头来，见是我，眼圈一下就红了。她没问东问西，只是说：“回来了？洗洗手，饭马上好。”语气平常得像我只是下班回家。我“嗯”了一声，把包放好。女儿不在家，还在岳母那边。妻子说她明天去接。我点点头，没再说话。厨房里飘着葱油味，锅里“刺啦”响着，什么菜下锅了。我站在客厅里，看着午后阳光铺在旧沙发上，有细细的灰尘在光里浮着，心里忽然酸得厉害。
这三天我想了很多。从海边小城到昆明，又从昆明到丙中洛，再回来。路上一刻也没停，像条被拉到极限的橡皮筋。现在到家了，才知道自己有多累。腿软得站不住，我在沙发上坐下来，靠着，闭了会儿眼。迷迷糊糊间，妻子端了饭过来。我吃了，没尝出味道。只记得米饭很软，汤很热，热得胃里发烫，烫得整个人都活了。
晚上，我去岳母家接女儿。她看见我，像只小猴一样从门里蹿出来，挂在我脖子上。我抱着她，闻着她头发上淡淡的汗味，悬了好几天的心落回了肚子里。岳母站在门口，笑着说：“这几天一直念叨你呢。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应着，把女儿抱上车。一路上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说外婆家的猫生了三只小猫，说她在院子里看见一只大蝴蝶，翅膀是蓝色的。我听着，像在听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到家后，我陪她拼了会儿拼图，又给她洗了澡。她坐在小凳上，自己擦头发，突然仰起脸问我：“爸爸，你头发上怎么有白白的？”
我愣了一下，说：“爸爸老了。”
她一本正经地摇头：“爸爸才不老。奶奶才老。”然后咯咯笑起来。
我手里的毛巾停了一瞬。奶奶。她什么时候有“奶奶”这个概念的？妻子和我从来没跟她提过。我看着她，她的眼睛黑亮亮的，笑得没心没肺。我喉咙动了动，没接话。擦完头发，我抱她上床，给她盖好被子。小夜灯亮起来，暖黄色的光把她的脸照得毛茸茸的。她拉了拉我的手指，说：“爸爸，明天还去海边吗？”
“你想去？”
“想。我上次捡的贝壳还没拿回来呢。”她翻了个身，声音已经犯迷糊，“奶奶说，海边的贝壳里能听见人说话。”
我的手指在她被子上顿了一下。奶奶说的。我心里翻涌着，面上却笑：“那明天去捡。闭眼，睡觉。”
她很快就睡着了。我轻手轻脚地退出去，带上门。回到卧室，我没有开灯，就坐在黑暗里。窗外的路灯从窗帘缝里漏进来一条光，横在床脚，像片极薄极凉的霜。我把木盒从柜子里取出来，打开。两颗牙还在。那颗小的，灰白色，用红绳穿着。它没有消失。那晚我在女儿床上没找到它，是因为它根本没掉。它一直在盒子里。我那时太慌，脑子乱了。可这根红绳，分明是系在我母亲脖子上的那根。现在它把两颗牙串在一起了，一大一小，并排挂着，像是同一个人的两辈子。
我把木盒合上，放回原处。胸口闷闷的。我知道我母亲还在。她就在离我女儿不远的地方，像一棵长在暗处的老树，把枝叶伸进我女儿的梦里，悄悄地护着她。这认知让我心里发紧，却又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恨吗？早就不恨了。认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认。
第二天是周末。妻子要加班，我独自带女儿去海边。出门前，妻子往我包里塞了水和零食，又把女儿的太阳帽扣在我头上。我牵着她出了门。小城离海近，走两条街就能闻到海腥味。女儿一路上蹦蹦跳跳，看见卖海螺的小摊就挪不动腿。我给她买了个彩色的风筝，她拉着风筝在前面跑，那风筝在风里歪歪斜斜地飞，像只笨拙的鸟。我跟在后面，海风把她的笑声吹得满世界都是。
海滩上人不少。多是带着孩子的家长。女儿脱了鞋，光脚在湿沙上踩。浪退下去的时候，她追着浪花跑；浪涌上来，她又尖叫着逃。我站在不远处，眼睛一刻不停地跟着她。阳光很烈，海面白花花的一片，晃得人睁不开眼。我眯起眼看她。突然，我浑身一紧。礁石。海滩北边有一片礁石，黑色的，被海水拍得发亮。女儿正朝那边跑，要去捡嵌在礁石缝里的贝壳。而就在最大的那块礁石上，站着一个穿灰白色衣服的人。
风很大，那人的衣摆像在水里漂。脸看不大清，只能看出是个女人，极瘦。她没有走下来，就站在那里，像在往我女儿那边看。我快步走过去，一边喊女儿的名字。女儿蹲在礁石边上，头也不回地朝我挥手：“爸爸快来！这里有好多贝壳！”我跑到她身边，一把将她抱起来。再抬头去看，礁石上已经空了。只有一层薄薄的水汽，被太阳一晒，像烟一样散掉。
“爸爸，你把我抱太紧啦。”女儿在我怀里扭了扭。
我松了松，笑着说：“风大，怕你掉海里。”
“我才不会。”她咯咯笑，把手里一只白色的小海螺往我脸上贴，“你听，里面有人说话。”
我接过海螺，放在耳边。海螺里传出“嗡嗡”的响，像风声，又像极远极远的潮水。在那潮水一样的噪声里，我好像听到一个极轻极轻的声音，像我妈的，又像风吹过黄果树的叶子：“照顾好她。”
我放下海螺。女儿仰头望着我，问：“听到什么啦？”
“海风。”我说，把海螺放进她的口袋，“海风在说，今天天气真好。”
女儿笑得眼睛弯成月牙。我抱她往回走，一直走到远离礁石的干沙上，才把她放下来。风筝还在天上，被风刮得东倒西歪。我拉着线，她在旁边追自己的影子。海面蓝得发青，几只海鸥从远处掠过来，又滑进风里。
那天晚上，我给女儿讲了很久的故事。她睡着后，我走到阳台上，抽了根烟。海风大得把烟头火星都吹飞了。我拨了个号码，通了。是谭二从前用的那个号。接电话的是个男人的声音，年轻，口音很重。我问：“谭二爷在吗？”
对方沉默了一下，说：“人走了。您哪位？”
我说：“一个故人。就问问，他走的时候，留了什么话没有。”
那边像是翻找了一阵，然后说：“留了张纸条，上面写着‘告诉楚临，别回头’。你是楚临？”
我说：“是。”
“那就对了。”那人说，“他走的第二天，来了个女人，在坟前站了一夜。我们还以为是他女儿。走的时候，在树上系了根红绳。”
我捏着手机，海风把指节吹得发白。挂断电话后，我在阳台上又站了很久。脚下是小城昏黄的灯火，一盏一盏地连成片。远处海黑沉沉的，像一口没有边的井。
我没有回头。
日子又过了一阵。女儿再也没有画过那个没有脸的人。她依旧爱去海边，爱捡贝壳，爱在沙滩上跑。我陪她去，每次都站在离礁石不远的地方，像根扎在沙里的木桩。她笑，我也笑。只是在不经意的时候，我会朝那片礁石看一眼。有时候是空荡荡的，有时候被浪打得只剩白沫。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灰白色的影子。
可我知道她还在。也许在某块礁石后面，也许在某阵风里。她不像那口井里的东西，不会来抢我的女儿。她只是看着，远远的，像她这辈子一直做的那样。我不怪她了。很多事，说不清对错。楚家这条根，能走到今天，她把自己赔进去了大半条命。
入冬以后，海边的风又冷又硬。一天晚上，女儿忽然发烧，烧得小脸通红，还说胡话。妻子急得直哭。我连夜带她去了医院。医生说是急性扁桃体炎，挂了两瓶水。女儿躺在病床上，小手抓着我的手指，断断续续地说：“爸爸，我看见奶奶了。她在窗户外面，对我笑。”妻子吓得捂住嘴。我搂着她，轻轻拍她的背：“梦见的，醒了就好了。”
女儿摇头：“不是梦。她刚才还在。”她抬手指着窗。窗玻璃上凝着一层水雾，外面黑漆漆的。我抬头看去，玻璃上好像真的有一团极淡的灰白色，像有人呵气留下的痕迹，又像是外面下起了雪。
我让妻子守着女儿，自己走到窗边。窗外没有雪。风把光秃秃的树枝吹得乱晃。我伸手在玻璃上擦了一下。那一瞬间，我看见自己的脸映在窗上，模糊不清。我的左脸颊上，好像沾着一片极小的灰。我用手背去抹，抹不掉。再擦，还是抹不掉。我心里一凛，凑近玻璃。那东西在我脸上，像层薄薄的、永远不会干的凉雾。我定定地看着，直到它自己慢慢淡下去。
后来女儿退了烧，安安静静睡着了。我在床边守了一夜。第二天下午，我抽空去找了城里一个老道。那人八十多了，住在城郊一条老街里，给人看相算卦为生。我进门，他抬眼看了我一下，就让我坐。问我：“从南边回来的人？”
我点头。他仔仔细细盯着我的脸看了半晌，又看了看我手掌，忽然叹了口气：“你早该来的。你身后站了一堆人，都等着你开口。”
我攥了攥拳：“我想请道长帮我女儿看看。”
他抬了抬下巴：“你女儿没事。有事的是你。楚先生，你命里的那张脸，还没摘下来。它跟你回来了。它不敢碰你老婆，不敢碰你女儿，是因为你在。可你在的时候，它也在。你们三个人，其实一直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我全身的血像是一下凉到了脚底。
“那怎么办？”我的声音有点抖。
“没别的办法。”老道看着我，目光浑浊，却透出一点古怪的清明，“照你们楚家的话说，你得选。要么把脸还回去，要么把门再关一次。”
“我已经关过一次了。”我说。
“关的是别人替你关的。”他缓缓说，“你父亲写那几个字，替你钉了一半。你母亲那条命，又替你堵了一半。还差你亲手的那一下。”
老道不再说话，只低着头喝茶。我坐了一会儿，留下些钱，起身走了。回家的路上，风从海那边刮过来，刮得我脸皮发紧。我一边走，一边摸脖子上那两颗牙。它们温温的，跳也不跳。像两个早就知道结局的人，安静地等我下决心。
傍晚到家，女儿在院子里和邻家小孩玩。看见我，笑着跑过来。我蹲下来接住她。她的小身子热乎乎地扑进我怀里，我整颗心都被她撞软了。我抱起她，看见她头发里沾着一片极细的灰白色花瓣。我摘下来，那花瓣已经蔫了，风一吹，碎在指尖。
天边的夕阳红得像血，又像一颗正在熄灭的头炉。我望着那光，忽然觉得，自己站在了一条只有两个出口的甬道里。一个朝南，一个朝北。可两个都通向那扇门。
我知道我终究得再去一次。不是被逼的，是我自己愿意。为了她。为了这个扑进我怀里的、软软糯糯的小人儿。我得去把那张脸，亲手摘下来。
风从南边吹来，带着极淡极淡的甜香。我眯起眼，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我抱紧女儿，朝家里走去。脚下这条路，暂时还是暖的。可我已经看得见它的尽头。
再过些日子。等孩子病好了，等家里的事都安排妥帖。我就动身。
那是我楚临的命。我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