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天没亮我就醒了。
山风停了，四野静得出奇。蜡烛早已烧尽，剩一小滩凝固的蜡泪粘在“镇南”砖上，像块陈年的老疤。女儿还在我怀里睡着，呼吸匀净，小脸被夜露浸得发凉。我摸她的额头，已经不烫了。这是个好兆头。我轻轻把她放到雨布上，自己站起来活动冻僵的腿。山梁下面一片灰蒙蒙的，苦竹坳那几顶帐篷在晨雾里露出来，像几块生烂了的白斑。那口井被树影挡着，看不见。可我知道它还在，并且比昨晚更大了。
我往林子里走了几步，找了棵稍粗的树，背着女儿解了手。回来后她醒了，揉着眼睛，声音有些哑：“爸爸，要下山吗？”我理了理她乱糟糟的头发，说：“下山。但先吃东西。”我掰了半块压缩饼干给她。她小口小口地啃，干巴巴的，没水。我带的水壶昨晚不知什么时候丢了，只能干嚼。她吃完，我也胡乱塞了几口。胃里又冷又胀，像吞了块石头。
我让女儿待在原处，自己去前面探了探路。从山梁往北，有条猎人走的小径，斜斜地插向另一个山坳。我沿着走了几分钟，看见山脚下有条浅溪，溪边有几块田，田埂上停着辆破三轮。那地方应该有人住。我折回来，背起女儿，朝那条小径走。天渐渐亮起来，雾从沟底往上漫，像谁在烧湿柴。走了二十多分钟，那几块田到了。田后果然有户人家，土墙黑瓦，门前晒着几竹筛干辣椒。一个老妇人佝偻着在院子里扫谷子，看见我们，先是一惊，而后用土话喊了起来。
我尽量温和地解释，说带孩子来走亲戚，昨晚在山里迷了路。老妇人半信半疑，但看女儿冻得小脸发青，连忙让我们进屋。屋里极简陋，一口土灶，两张板床，墙皮熏得发黑。她给我倒了碗热水，又翻出件旧棉袄给女儿披上。我道了谢，把身上最后几张红票子塞给她。她推了几回，收了。
“你们从苦竹坳那边下来的？”她看着我，眼神有些异样。我点头。她压低声音：“那边闹鬼，村干部都叫不动。你们怎么跑那去了？”我没多解释，只说走错路。她叹了口气，说：“那村子以前还好，有十几户人。后来井干了，人就走了一半。再后来井里又出水，黑得像阴沟，喝过的人都病了。县里来看过，说水里含一种毒，让封井。封了也没用，夜里还是能听见响动。”
“昨晚你们没听见什么？”我喝了口水，问。
她摇头：“隔着一座山，听不见。可昨晚我家老黄狗叫了半宿。今早起来，看见它死在狗窝里。嘴张着，眼睛瞪得牛大。”她说到这里，嗓子发紧，拿起围裙擦了擦手。
我放下碗，看了女儿一眼。她坐在板床上，正用那老妇人给的红薯干逗一只灰猫。那灰猫本来懒洋洋的，忽然“喵”一声从床上跳下来，跑到门口，朝外头弓起背，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老妇人赶紧把门关上，嘴里念叨着：“不干净了，不干净了。”我又待了片刻，等雾散了些，才告辞。老妇人没留。我和女儿出了门。那灰猫还躲在院角，眼睛瞪得溜圆，嘴里“呜呜”地叫。
我背着女儿沿溪往下游走。溪水不深，能踩着石头过。女儿伏在我背上，忽然凑到我耳边说：“爸爸，那个奶奶家的小狗，是自己把自己吓死的。”我脚步一顿：“别乱说。”她“嗯”了一声，把头埋进我颈窝。我继续走，可后颈上像贴了块冰。
到了镇上，我给女儿买了碗热粉。她吃得满嘴油。我找了间旅社，开了一个房间。女儿在房里看电视，我锁了门出去。先找了家五金店，买了把钢筋剪，又买了十米长的细钢链和一把大铁锁。再去寿衣店买了两刀黄纸、三扎香、半袋石灰。把东西用麻袋装好，提回旅社。女儿看见麻袋，也没多问，只侧了侧身，把电视声音调大了。我坐在地上，一块块地把黄纸叠好，又把石灰倒进两个小布袋里。夜里，我没睡。给女儿掖好被子，我在窗边坐了一整夜。窗外是白惨惨的路灯和空荡荡的街。月亮很高，像只半睁半闭的眼。我在等天亮。
第二天一早，我把女儿托给旅社老板娘照看半天。那老板娘五十来岁，人不错，满口答应。我回屋背上麻袋，出了门。走时回头看了一眼，女儿站在门口，小小的一个。她朝我挥挥手，说：“爸爸，早点回来。”我笑了笑，说：“好。”
苦竹坳还是那个样子。村口的大樟树像一具被雷劈过的枯骨。帐篷还在，越野车还在。那些人不在帐篷里。我贴着土坎摸过去，看见其中两个蹲在井边，正用塑料桶从井里舀水。水装在桶里，黑亮亮的，像刚溶了的沥青。第三个站在树下，正举着手机讲话，可那手机屏幕是黑的。他讲两句，停两句，像在听，又像在自言自语。我躲在草丛里，听见他对黑着屏幕的手机说：“今天再取三桶。够了。下面的能出来。”那声音平平板板的，不像活人的调子。
我握紧了钢筋剪。先把两辆越野车的四个轮胎全剪了，再绕到帐篷后面，找到电源线，一剪子夹断。最后摸到井口附近，把细钢链从井边一根断裂的树根底下穿过去，绕了井口两圈，用大铁锁锁死。那钢链不长，刚够把井口封严。我做完这些，正想回头，头顶一阵阴风压下来。那个“打电话”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身后，离我不到五步。他穿着迷彩服，眼白布满了红丝，嘴角还沾着干了的黑泥。他歪头看我，像在辨认什么。
“楚家的。”他吐出三个字，声音沙得像砂纸。紧接着咧嘴笑了。那嘴一张，黑泥就从牙缝里往外掉。他朝我迈了一步，第二步没迈出来，整个人像被抽了筋骨一样，软塌塌地倒在地上，没了动静。我上前探他鼻息，有气。我不去管他，朝井里看了一眼。井水已经退下去了，不再往外漫。钢链上的锁闪着银光，我顺手把剩下的黄纸全铺在井盖上，又撒了厚厚一层石灰。那石灰遇水“嗞”地响起来，腾起一股子白烟。白烟里我仿佛听见有人叹了口气。极轻极轻的，轻得能被风吹散。
我起身往村外走。没走几步，整个人像被什么拽住了脚跟。我低头看，脚底下一片黑乎乎的泥。那泥在动。像液体一样，从地缝里往我的鞋底上爬。我用力拔脚，鞋底带起一道黏丝。我跑起来。身后那两个人的脚步声跟着响起来。他们从井边站起来了，一前一后，踉跄着朝我追。他们的嘴全张着，黑泥从喉咙里涌出来，顺着下巴淌。他们不像跑，像被什么东西从后面扯着。我一路朝村后山上跑，跑了百来米，回头，那两个人已经停了。他们并排站在大樟树下，和我第一次见时一样，直挺挺的，三双眼睛瞪得老大，嘴里塞满了泥。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苦竹坳。回到镇上，天已过午。女儿在旅社门口等我，看见我，跑过来拉住我的手。我浑身是汗，衣服又潮又脏。她没嫌弃，只仰着头说：“爸爸，你又和它们打架了。”我喘着气说：“嗯，打完了。”她眨眨眼：“赢了吗？”我想了想，说：“还没。不过快了。”
回房后，我洗了把脸。镜子里的我，胡茬青青的，眼窝陷得像两个洞。我对着自己说：“最后一回了。一定得想个法，把井填了。”可填井哪是那么容易的事。那井通的是楚家守了几百年的地下水路。填了井，水路还在。要断，得把水路也断了。而那条水路，在云南。我封住的“清井”，和这里这口“浊井”，本来就是同一根血管的两头。我在这头按得再死，那头不松，血还是会流过来。
得回云南。可这一回，我不打算一个人。我找了龙老四。这次他二话没说就来了，还带了个帮手，是个哑巴，据说是他表弟，做赶山人，路熟，能扛东西。我说我要运一批东西去云南，问他跟不跟。他搓着手，说：“钱到位，人到位。”我给了个数，他眼睛亮了。我让他给我弄两桶高强度的快干水泥，三袋沙，一把长柄铁锹，几根撬棍，还有一些炸药。他听了炸药两个字，脸都绿了。我拍他的肩：“不用你点，我来。你帮我扛东西就成。”
龙老四最终还是应了。隔天，一辆破旧的柳州五菱拉着我们，和后面的“货”，一路往西，往云南走。车在山路上颠了三天。女儿睡在后排，蜷成一小团。我坐在她旁边，一手护着她，一手扶着窗沿。外面山连山，水连水。这路，我走了不下五趟了。每一趟都以为是最后一趟。这一趟，我要真正把它走成最后一趟。
到云南后，我们没进县城。直接去了那座山，从西侧台地进去。龙老四他们留在山脚扎了帐篷。我一个人背上水泥、沙和工具，最后一次进了那条山道。洞口还是老样子。石板封着。我没有用铜片。我直接把钢板撬棍插进石板缝，用力一顶。石板“咔”地裂了一道，露出那条向下的黑色口子。风从里面吹出来，居然带着点淡淡的、说不上来的香。像什么花，在地底开了两千年。
我回头看了一眼来路。天很蓝，云很白。然后我钻了进去。
这一次，我要把来路堵死。从里面。永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