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连串诡异经历，让我对“异常”变得格外敏感。我取来一块干净软布，仔细擦拭牌位上的浮灰，一边擦拭，一边仔细观察。牌位制作工艺并无特别，正面阴刻着“显考罗公讳海老大人之灵位”几个楷体字，漆金已有些暗淡。但当我翻转牌位，查看背面和底部时，却发现边缘接缝处的漆色有极细微的不均匀——像是后来重新填补过。
“祖父莫怪，”我对着牌位低声告罪，“曾孙今日恐怕要冒犯，动一动您的牌位了。若真有玄机，想必也是您留下的指引。”
我将牌位平放在桌上，取出随身携带的军刀，刀尖极小心地探入底部接缝。轻轻一撬，一块薄薄的底板竟应声脱落！
果然有夹层！
我的心跳陡然加快。夹层内，整整齐齐码放着十余片薄如蝉翼的青铜板，每片约巴掌大小，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青铜板保存极好，虽经数十年，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取出，一片片铺在桌上。灯光下，刻痕泛着光彩，半文半白，字里行间透着一股久远而沉重的气息。
我取来宣纸和拓印工具，将每片青铜板上的文字仔细拓印下来。这个过程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我的手心全是汗——既是紧张，也是激动。祖父一生中缺失的那段“黄泉路人”记录，很可能就藏在这些铜板之中！
拓印完毕，我开始逐字翻译整理。铜板上的记录始于一句沉痛的告白：
“若世道皆明，可掘吾墓取器，上报之。然今时局崩坏，倭寇横行，此物若现世，必招大祸。故若吾亡后藏于灵位，待后世子孙明理达时，再行决断。罗海，民国二十八年冬记。”
这段话如重锤击打在我心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那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祖父在那样一个时间点，将如此重要的东西藏入自己未来的灵位之中，其用心之深、思虑之远，令人震撼。
我继续往下整理，一个尘封了近八十年的故事，逐渐在纸上苏醒：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卢沟桥枪声响起，日本全面侵华。山河破碎，烽火连天。
我的祖父罗海，时年二十二岁，玉溪乡间一个读过几年私塾、学过祖传风水之术的年轻人，毅然投笔从戎。他加入了滇军出滇抗日的队伍，因身手敏捷、胆识过人，尤其善使大刀，在近战搏杀中屡立战功，不到半年便升任排长。
民国二十七年春，一场惨烈的阻击战中，祖父所在的连队奉命死守一处隘口，掩护大部队转移。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日军数次冲锋均被打退。黎明时分，一颗流弹击中祖父左腿，胫骨被打穿。军医简单包扎后，他被抬下火线。
几天后，团长亲自来野战医院探望。
“团长，我不能回去！”祖父躺在简陋的病床上，脸色苍白却目光灼灼，“我的腿很快就能好，我还要杀敌！”
李团长是个满脸络腮胡的粗豪汉子，此刻却握着祖父的手，声音低沉：“罗海，你为国家流的血够多了。军令已下，重伤员分批转移后方，你是其中之一。”
“可是团长……”
“没有可是！”团长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大部队要继续转进，药品有限，重伤员必须安置。这是命令！”他看着祖父眼中的不甘，叹了口气，压低声音，“回家好好养伤，把伤养利索了，将来还有的是杀敌报国的机会！”
祖父知道军令如山，不再争辩，只是死死咬着牙，从齿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一定会回来的。”
养伤期间，父母心急如焚——祖父又是独子。二老不顾祖父反对，匆匆为他定下一门亲事，硬逼着他在回乡三个月后成了亲。新婚妻子是个温婉坚韧的农家女子，也就是我的祖母。
民国二十七年深秋，罗海的腿伤在玉溪老家养了整整五个月。
伤是好了，骨头长上了，皮肉结了痂，可有些东西再也回不去了。每天早上起床，左腿僵硬得像根木棍，得揉搓半炷香的时间才能勉强弯曲。走路时明显跛着，速度快不了，更别提跑了。以前能单手提起的百斤谷袋，现在两手并用都吃力，稍一用力，小腿胫骨处就传来阵阵隐痛，像有根针在里面搅。
父亲请了县城最好的郎中来看，老郎中捻着胡须看了半天，摇摇头：“子弹打穿了骨头，伤了筋脉。能保住腿已是万幸，但想恢复如初……难。”
母亲背地里不知抹了多少眼泪。祖母更是整天念叨：“阿海啊，就留在家里吧。罗家就你一根独苗，你要再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活？”
最难受的是妻子秀英。她已有六个月身孕，肚子隆起得明显，走路都费力。每天夜里，她总是侧着身子，一只手轻轻抚着肚子，另一只手攥着罗海的衣角，不说话，只是睁着眼睛看他。那眼神里有千言万语，有恐惧，有不舍，有哀求，也有理解——她知道留不住他。
罗海何尝不明白家人的心？夜深人静时，他坐在院子里，看着自己那条不争气的腿，一拳狠狠砸在石墩上，手破了，血渗出来，却感觉不到疼。
他恨。恨那颗子弹，恨自己没用，更恨这该死的世道——山河破碎，倭寇横行，多少兄弟在前线拼命，自己却只能窝在家里，像个废人。
“我一定会回来的。”
那天在野战医院对团长说的话，像烙铁一样烫在心头。这不是一句空话，是誓言，是活着的念想。
十月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透，罗海收拾好了行囊。几件换洗的粗布衣裳，一双母亲纳的千层底布鞋，一小袋炒米，还有那把从战场上带回来的大刀——刀身已有缺口，血迹擦不干净，在晨光中泛着暗红的光。
一家人送他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父亲沉默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手很重。母亲用袖口擦着眼睛，塞给他两个还温热的鸡蛋。秀英挺着肚子，脸色苍白，嘴唇咬得发白，终于说出一句：“平安回来……我和孩子，等你。”
罗海不敢看她的眼睛。他点点头，把大刀扛在肩上，转身，一瘸一拐地走上出村的山路。晨雾很浓，他的背影很快模糊。走出很远，他听见身后传来压抑的哭声，是秀英的。他的脚步顿了顿，攥紧刀柄，指甲掐进掌心，然后走得更快，再没有回头。
这一路走了十七天。
罗海凭着记忆，辗转找到原部队最后一次驻扎的县城。城已半毁，残垣断壁上弹孔密布，街上行人稀少，个个面黄肌瘦。他拉住一个卖烧饼的老汉打听，老汉看了他半天，叹了口气：“你说李团长的队伍？早没了……两个月前在鹰嘴岭，全团打光了，没几个活着出来的。”
罗海不信。他疯了似的在城里找，问每一个穿军装的人。答案都一样。
最后，他在城西的忠烈祠找到了答案——一面新立的木牌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他在第三排找到了“滇军第X团团长李振彪”，在后面的小字里，看到了他熟悉的那些名字：一排长赵铁柱，机枪手王二狗，通讯员小山东……他带过的那个排，四十二个人，名字都在上面。
罗海在牌位前站了整整一下午。夕阳西斜时，他“扑通”一声跪下，额头重重磕在青石板上，一下，两下，三下。没有哭出声，只有肩膀剧烈地颤抖，泪水混着额头的血，滴在地上，洇开一小片暗红。
“我会回来的……”
他对死去的兄弟们说。
第二天，罗海找到城里的师部留守处。接待他的是个姓赵的参谋长，四十来岁，瘦削，眼窝深陷，但眼睛很亮，看人时像能把人看穿。
罗海立正，敬礼，声音嘶哑但清晰：“原滇军第X团三营二连一排排长罗海，伤愈归队，请求重新编入作战部队！”
赵参谋长没说话，拿起桌上的文件夹翻了翻，又上下打量他：“你就是罗海？那个在燕子隘一人砍翻七个鬼子、中弹了还拖着断腿爬了二里地把情报送出来的罗排长？”
“是！”
“伤怎么样了？”
“报告长官，全好了！”
“走几步我看看。”
罗海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步伐显得正常。但左腿的僵硬和轻微的跛态，瞒不过行家的眼睛。走到门口，转身，再走回来，短短十几步，额上已渗出细汗——不是累，是疼，每一次脚掌落地，胫骨处都像被锥子扎。
赵参谋长摇摇头，指了指椅子：“坐吧。”
罗海没坐，笔直站着。
“罗排长，你的英勇，全军都知道。”赵参谋长的语气平和，但透着不容置疑，“但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再上前线，就是送死。我们不能让英雄白白牺牲。”
“长官，我能行！我……”
赵参谋长不缓不慢的对罗海说：“你有什么特长么？”
“报告长官，我想上战场。”罗海大声的报告到。
“你有什么特长？”赵参谋长更大声的问到。
“报告长官，我会风水勘测之术。”
“很不错的特长！”赵参谋长提高了声音，随即又缓和下来，“前线每天都在死人，不缺你一个。但后方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你这样的人。”
罗海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