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下有个盒子。”
管理员是趴在地上说这句话的。
他的半张脸贴着土，一只手从碑座底下那个口子伸进去。
“不大。”
“铁的。”
四月十八号，周六，上午九点五十。
批复是礼拜四下午下来的。
主任在那张逾期核实表上签了字，日子定在今天。
按规矩，开的时候得有人在场。
今天坡上一共站着六个人。
管理员。
管理处主任，五十来岁，穿夹克，一直在抽烟。
街道办来的一位女同志，四十岁上下，带着一个夹本子。
温良。
武大军。
还有邱大川和杜小满。
“学生怎么也来了。”主任问过一句。
“这两个孩子上礼拜跟我来过。”温良说。
“那天是他们找到的这块碑。”
“找到的人，应该在场。”
主任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
碑座是从底下那一圈撬的。
管理员和另一个工人用两根撬棍，一人一边，先松一圈，再抬。
水泥座下头是空的，做了一个方槽。
抬开的时候有一股味道出来。
不是难闻的味道。
是那种箱子放久了的味道，纸和铁混在一块儿。
“出来了。”
那个铁盒被端出来的时候，杜小满往前走了半步。
她自己又退回去了。
盒子不大。
比鞋盒小一圈。
铁皮的，原来应该是那种装饼干的盒子，盖上还有印过图案的痕迹，已经磨得看不清了。
四个角有锈。
盒子没有锁。
盖和身之间缠着胶带。
三圈。
透明胶带，缠得很整齐，一圈压着一圈的边，起头和收尾都压在同一侧。
三年下来胶已经黄了，摸上去发脆。
“打开吧。”主任说。
“等一下。”温良说。
坡上的人都看过来了。
“先拍照。”
“照什么。”
“照它还没打开的样子。”
“四面都照，盖上照，胶带照。”
“照完再动它。”
“这有必要吗。”
“有。”
温良蹲下去，把手放在盒子边上，可是没有碰它。
“一会儿打开以后，里头是什么，咱们六个人都看见。”
“可是过一个月、过一年，别人问起来，咱们六个说的话就靠不住了。”
“人会记岔。”
“照片不会。”
街道办那位女同志把夹本子翻开了。
“那我记一下。”她说。
“开启前状态，我写上。”
“麻烦您。”温良说。
“再麻烦您一件事。”
“您说。”
“您记的时候写清楚：胶带三圈，未破，无锁。”
“这个重要？”
“重要。”
“三圈胶带没破，说明这盒子三年没人开过。”
“里头是什么，就是三年前放进去时候的样子。”
那位女同志低头写了。
写完她把本子转过来给温良看了一眼。
“这样行吗。”
“行。”
“您签个名。”
“我签了。”
“我是说，您现在就签，别等回去补。”
她愣了一下，还是签了。
拍照用了六七分钟。
管理员用他自己的手机拍的，主任在旁边看着。
杜小满也拍了，她拍的时候把一张纸放在盒子旁边当参照。
纸上是她写的日期和地点。
“行了。”主任把烟掐了。
“开吧。”
剪胶带的是管理员。
他用一把小剪子，从侧面下的刀。
胶带一剪就断，断口发白。
三圈剪完，他把胶带绕下来，绕成一团。
绕的时候他没有扔，绕完放在旁边的土上。
“开了。”
盖子有点紧。
他两个大拇指顶着盖沿往上撬，撬了两下才起来。
盖子掀开的时候，有轻微的一声响。
坡上没有人说话。
铁盒里没有骨灰。
没有布，没有信封，没有相片。
里头是笔。
红色的笔，一支挨着一支，横着码在盒子里。
码得很整齐，一层一层，跟码砖一样。
“……这是什么。”主任说。
他往前走了一步，低头看。
“笔啊。”
“这埋一盒笔干什么。”
武大军没有说话。
他一直站在温良后头。
从盖子掀开到现在，他没有动过。
温良蹲了下去。
“主任。”
“嗯。”
“我把它们拿出来，一支一支排在碑座上。”
“您和这位同志在旁边看着。”
“排完清点，登记造册。”
“这是规定里写的。”
“那你排吧。”
温良伸手。
他没有一把抓一把。
他捏住最上面那一支的两头，把它拿起来，放在碑座的左上角。
放好以后他伸手拿第二支。
第二支放在第一支右边，隔一指宽。
第三支。
第四支。
坡上很安静。
风从底下往上刮。
远处有一辆车过去了，声音很小。
排到第七支的时候，管理处主任把手插进了口袋。
排到第十支的时候，那个管理员把帽子摘了下来。
他摘完拿在手里，没有再戴上。
第十四支放上去，第一行满了。
温良往下挪了一行，从左边重新起头。
“第十五支。”杜小满在旁边数。
她数得很轻。
“十六。”
“十七。”
排到第二十几支的时候，武大军蹲了下来。
他没有帮着排。
他伸出一根手指，把碑座上已经排好的一支笔翻了个面。
翻过来他看了一会儿，又把它翻回原样。
翻回去的时候他把位置摆正了。
“老温。”
“嗯。”
“这笔不是那一箱的。”
温良手上没有停。
“我知道。”
“你看出来了？”
“第一支拿起来我就看出来了。”
“哪儿不一样。”
“笔杆的红不一样。”
“这些偏暗。”
“笔帽上那个夹子也不一样，这些是直的，那一箱的是带弯的。”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比那一箱早。”
“早多少。”
“这个我今天不算。”
第二十八支放上去，第二行满了。
他挪到第三行。
盒子里的笔已经不多了。
拿到第三十几支的时候，他得把手伸到底才够得着。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杜小满的声音一直没变。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温良的手伸进盒子。
盒底还有一支。
他把它拿出来，放在第三行最后一个位置。
“四十二。”
杜小满数完这两个字，声音停了。
碑座上现在是三行笔。
十四、十四、十四。
一支挨一支，笔帽全朝一个方向。
从坡下头往上看，那三行红色在灰色的碑座上很显眼。
温良站起来了。
他站起来以后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主任。”
“……嗯。”
“清点结果：红色签字笔，四十二支。”
“全部无墨。”
“你怎么知道全部无墨。”
“我拿的时候一支一支看了。”
“笔管都是透的，里头是空的。”
“四十二支，一支都没剩。”
主任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了。
“一盒用完的笔。”他说。
“埋在这儿。”
“立块碑。”
“碑上不刻字。”
“……这什么讲究。”
温良没有答他。
他弯下腰，把第一行第一支笔拿了起来。
他把笔杆转了半圈，对着光。
笔杆上有字。
不是印的。
是刻的。
刻得很深，用刀尖一笔一笔划出来的，划完还描了两遍，笔画里能看见发白的塑料茬。
三个字。
是一个名字。
温良把这一支放回原位。
他拿起第二支。
也有字。
也是刻的。
也是一个名字。
“杜小满。”
“……嗯。”
“从这头开始，一支一支看。”
“看有没有字。”
“有字的报一声。”
“不用念出来。”
“为什么不念。”
“这儿站着六个人，有四个不该听见这些名字。”
杜小满从第一行左边开始。
她把每一支拿起来转半圈，看完放回去，位置一点不动。
“有。”
“有。”
“有。”
“有。”
她报到第三行第十三支的时候，还是“有”。
然后她拿起第三行最后那一支。
第四十二支。
她把它转了半圈。
她没有报“有”。
她也没有报“没有”。
她把那支笔举着，一直没有放下。
“怎么了。”温良说。
“……老师。”
“这一支上头有字。”
“那你报‘有’。”
“可这不是名字。”
温良走过去了。
他从她手里把那支笔接过来。
前四十一支，四十一个名字。
他手上这一支上头也是三个字。
刻法一样，深浅一样，也是描过两遍的。
对不起
坡上还是没有人说话。
那个街道办的女同志把本子合上了，合上以后又打开。
温良把那支笔放回第三行最后一个位置。
放好以后他没有站起来。
“杜小满。”
“嗯。”
“有名字的，多少支。”
“四十一。”
温良蹲在那儿，看着那三行笔。
四十二支。
四十一个名字。
档案室那一格里，四十二份通知书。
三月六号他交上去那张纸，四十二个名字。
这儿是四十一。
“老温。”武大军在他后头说。
“差一个。”
“我看见了。”温良说。
他站起来，退开一步。
三行笔在碑座上排着，从这头到那头。
四十二支。
一人一支。
“最后那一支，”管理处主任说，“也算一支吗。”
温良看着那一行的最后一个位置。
那支笔跟别的一样长，一样红，一样是空的。
“算。”他说。
“它跟别的一样，是用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