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城郡泰安邑济南里，大片稻田包裹着零散的农家院落，这里是李春在长大的地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乡村的日子平淡而粗粝，家家户户以农事为重，大人们终日忙于田间劳作，很少顾及孩子内心的情绪。
李春在出生在一户普通农家，家中不止他一个孩子。
但在他的少年时代，一场意外夺走了弟弟的生命，这件事在他心里投下厚重的阴影，本就不爱言语的他，自此变得愈发沉默寡言。
在邻里乡亲的记忆里，李春在这孩子安安静静，不惹祸、不打闹，干活也肯出力。可这份老实的外壳之下，藏着外人无从得知的伤口。
多年之后接受警方讯问时，李春在自己供述，在他的小学阶段，他曾经遭受过同住一片居民区一名年长女性的性暴力侵害。
这件事成为埋在他心底最早的一道创伤。
那个年代的韩国乡村，性是难以启齿的禁忌话题。孩童遭遇这种伤害，大多羞于开口倾诉。
李春在没有向父母坦白发生的一切，羞耻、恐惧与混乱的感受，全部被他独自压在心底，找不到宣泄的出口。
家人与邻居事后回忆，他们并没有察觉到他遭受过虐待，这份隐秘的痛苦，就这么被完整地封存进这个少年的内心深处。
跟大多数韩国家庭一样，李春在家中的管教方式简单粗暴，长辈拥有绝对的权威，少有耐心的沟通与情感安抚。
遇到过错，斥责与体罚是家常便饭。李春在习惯了把情绪向内收拢，学会了不动声色地掩饰自己。
在外人面前，他永远是那个温顺本分的乡下男孩，很少与人争执，也几乎没有亲密的玩伴。
校园生活也同样没有给他带来慰藉。在校期间他成绩平平，集体活动里总是处在边缘。课间别的学生嬉笑打闹，他常常独自待在角落。
他不与人发生冲突，也不主动结交朋友。
但他的内心已经滋生出扭曲纷乱的幻想，可在旁人眼中，他只是一个性格内向、存在感稀薄的普通少年。
成年之后，李春在按照韩国的制度，进入部队服义务兵役，成为了一名坦克兵。
军营是高度集体化的环境，严苛的纪律、等级分明的上下级关系，进一步训练了他伪装自我的本事。他学会察言观色，懂得怎样收敛锋芒，在群体之中不引人注意。
后来一部分同僚回忆，他待人还算和气；也有说法提及，他在军队之中也曾遭遇过欺凌对待。无论真实境遇如何，军营的生活没有抚平他早年的心理创伤，那些积压多年的压抑，只是被强行压抑，并没有真正消解。
一九八六年一月，李春在服完兵役，重新回到华城郡的家乡。
他进入了离家四公里开外的一家电器厂做工，白天按时上下班，混迹在村镇的人群之中。
街坊邻里见到的，依旧是那个话不多、待人客气的青年，没有人能够预料，他平静的皮囊之下，毁灭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
八十年代的韩国乡村，针对女性的骚扰、猥亵案件，报案率极低。很多受害者出于羞耻、畏惧流言，选择隐忍；少数鼓起勇气报警的案件，也常常因为缺少物证、没有目击证人，很难锁定真正的行为人。法律与社会的保护网络，存在大片空白。
所以，早在犯下杀人重罪之前，李春在就已经开始在夜色掩护之下实施过不法行为。他会趁着夜幕降临，徘徊在乡间小路、公交站点周边，尾随独行女性，进行窥探、骚扰乃至猥亵。
最开始，他只是远远地尾随观望，试探黑夜能够给他带来多大的庇护。
结果一次又一次作案之后，他屡屡脱身，没有被人抓住。于是每一次侥幸逃脱，都不断放大了他的胆量。
他渐渐摸透了华城的每一条乡间土路，熟悉稻田、水沟、灌木丛所有隐蔽的角落，也摸清乡村公交的收班时间，清楚什么时刻路上的行人会彻底消散。
在这些黑暗的试探之中，他体会到一种扭曲的掌控感。混杂着童年遗留的羞耻、愤怒，欲望与敌意不断交织发酵。
白天，他依旧是工厂里、街巷间安分守己的普通工人，和邻居点头寒暄，按时上下班；只有当夜幕彻底笼罩乡野，他才会卸下全部伪装，释放心底的阴暗。
双重生活，双重人格，就此在他身上稳固地建立起来。
周边的居民、工厂的工友，没有任何人将那些零星发生的骚扰事件，和这个沉默的本地青年联系在一起。
有人遭受侵害，却找不到嫌疑人；更多的伤害，甚至从来没有被摆到台面上。时代的局限，给了这个恶魔一步步升级犯罪的空间。
当时的外部环境也恰好给罪恶提供了土壤。
八十年代中期的华城，遍布稻田与荒地，监控设备完全是空白，夜间公共交通早早停运，女性一旦错过班车，就只能孤身行走在漆黑的土路上。
当内心长久的抑制彻底失效，李春在多年淤积的扭曲欲望终于冲破边界。
一九八六年九月，秋收的季节到来，第一场稻田边的命案就此发生。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四起连环凶案接连爆发，华城警方焦头烂额，把排查重心全部放在外来流浪者、流动务工人员身上的时候，真正的凶手李春在，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
他正常上班，正常走在村镇街道，甚至有可能与走访摸排的警察擦肩而过。所有人向外搜寻恶魔，却忽略了身边的普通人。
与此同时，华城专案组正式组建，一场覆盖数万人口、漫山遍野的大排查即将全面铺开。